赴京出席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階幹部會議。會議是為總結全國解放後軍事工作的經驗，確定軍隊建設的總方針和總任務，討論軍隊的組織編制和加強部隊訓練，以及實行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等重大問題而召開的。

12月7日會議正式開幕。由國防部長彭德懷主持，朱德總司令致開幕詞。

在會議的發言中，劉伯承全面、系統地回顧了軍事學院建立三年來的工作。他指出，三年來，在訓練方面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報告中央軍委討論解決：一是學制要正規。三年來，各個系學制不統一，學員入學、畢業時間不一致，造成了學院工作的混亂狀態。今後要把學制確定下來，速成系兩年，預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預科1年，正科3年。學員入學和畢業均應在寒、暑假進行。

二是入學審查和畢業考試要嚴格。要挑選政治、文化、身體等方面合格而有培養前途者入學，不能把犯了錯誤或文化水平低、年齡大、身體差的幹部塞進學院。學習期滿，速成系要進行學院考試，完成系要進行國家考試。

考試合格者，畢業後要儘量分配作教育訓練工作，發揮種子作用。不能讓他們擔任公路局長、體育大隊長、人民檢查署長等職，或長期住招待所閒置不用。

三是增強學院與部隊的聯絡。中央軍委各相關部、各軍兵種要加強對學院的指導和支援，要建立經常的聯絡，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領導幹部到學院講課、作報告，以增強訓練效果。還要適當提高教員的級別、待遇，使學員、教員與部隊幹部一致起來，從而鼓勵教員鑽研學術，熱愛教育工作。

四是增設戰役系，培養訓練全軍高階幹部；增設研究生院，從完成系中選拔若干品學兼優的畢業學員作研究生，經考試授予學銜學位。

劉伯承還提出，三年來每次舉行較大的實兵示範演習，都要臨時抽調部隊，調撥器材，來往電報不勝其煩。學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組織訓練指導作業。而擔任演習任務的部隊，既要完成演習任務，又要完成原來擔負的工作任務，無形之中加重了學院與部隊的許多負擔。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建議調一個現代化裝備的建制師，長期駐在南京附近，專供軍事學院和總高階步兵學校演習之用，並建立一個專門製造演習使用的彈藥和器材的工廠。

劉伯承把上述問題，整理成“關於學院三年來訓練幹部的概況和向軍委高幹會議的建議”的文字材料，作為1953年11、12兩月向中央軍委的綜合工作報告和向這次會議的書面報告，提交大會秘書處。

親自動手，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寫報告，這是劉伯承多年的習慣。軍事學院成立以來，他仍然堅持執行1948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決定，每兩個月都給中央軍委、毛澤東作一次“兩月工作綜合報告”，從未間斷。

這些報告絕大多數都是劉伯承自己動手寫的。他不願意讓工作人員代筆，只讓他們提供情況、問題和典型事例。特別情況下由別人起草時，他也要提出詳細提綱，寫好後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時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無幾。

如果有哪一次報告沒有按時送上，劉伯承都嚴肅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給中央軍委所作的3、4兩月工作綜合報告的後面就寫著：“因為忙於自己準備戰役法教材上課，腦眼又病，所以這個報告遲誤到現在才作出來，謹此申明。”如果一段時間他因病或因其他情況沒有直接領導軍事學院工作，他就委託主持工作的陳伯鈞教育長或鍾期光主任給中央軍委寫報告。在報告後面註明劉伯承（病假）、陳伯鈞或鍾期光（代行）。

對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劉泊承總是認真貫徹、堅決照辦，從來不打折扣、不講價錢。他曾經謙虛地說：“我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麼行，但在組織上我是服從的。”

有一個時期，劉伯承聽到有人反映，說軍事學院因為有德高望重的劉伯承院長，不認真執行總參、總政、總乾和軍訓部等幾總部的指示。這個反映雖然未必屬實，但卻引起了他的重視，他更加嚴格地教育部屬不許打著他的旗號對上級領導機關講價錢、推客觀、請求額外照顧。

當時，總參、總政、總乾和軍訓部等領導機關經常派工作組到軍事學院調查研究、檢查工作。劉伯承每次都指示有關部門熱情接待，如實彙報情況，主動配合他們搞好工作。他還親自向工作組彙報，徵求對學院、對他本人的意見。

遇到這種情況，工作組的成員感到很不好意思。劉伯承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