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認真閱讀蘇沃洛夫的《致勝的科學》、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外國著名的軍事著作，以及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等人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為了提高語言水平，他還讀魯迅的雜文和莎士比亞的劇本。

他刻苦鑽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例和戰爭經驗，尤其是蘇德戰爭後期，蘇聯紅軍繼斯大林格勒會戰和庫爾斯克會戰之後，從1944年1月起在一年內接連發動的列寧格勒——諾夫哥羅德戰役，第聶伯河西岸和烏克蘭戰役，克里米亞戰役，維堡和斯維裡——彼得羅扎沃茨克戰役，白俄羅斯戰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戰役，雅西——基什尼奧夫戰役，波羅的海沿岸戰役，東喀爾巴阡、貝爾格萊德和布達佩斯戰役，佩特薩莫——希爾克內斯戰役等10個戰略性進攻戰役的寶貴經驗。即所謂的“十次打擊”。

讀書之外，一般的娛樂活動他是不參加的。但是，對於戰爭題材的電影，他卻很喜歡看。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會議，會議結束時放映蘇聯電影《偉大的轉折》。這個電影在當時已經放過多次了。秘書勸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間裡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他堅持去看，而且興致勃勃地從頭看到尾。回來後還對秘書說：”這個電影好得很嘞！看一遍有一遍的收穫。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國際書店轉轉，看看有沒有外國最新出版的軍事書籍。中共中央警衛處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讓他去。他據理力爭，說：“小平同志能去，陳老總能去，我為什麼不能去？”

他還託駐印度大使彭仲賢從國外給他買軍事書籍；找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要當年紅軍大學的教材。為此，何長工和他訂了一個君子協定：紅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軍事學院出什麼教材也要送一套來。

在劉伯承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愛書如命。一看到有價值的軍事著作，就主動給他買回來。一次秘書在外文書攤上看到一本介紹蘇沃洛夫生平的小冊子，馬上買回來交給了他。他拿到手高興極了，連連稱讚秘書有眼光，說這本書買得好。他一口氣就把這本小冊子讀完了。是時，正值蘇沃洛夫逝世152週年。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俄國軍隊的統帥，他把蘇沃洛夫關於士兵修養、品格、學習、訓練、紀律等十項著名軍事法則譯成中文，用毛筆端端正正謄抄一遍，刊載在《軍學生活》報上。

對於教學，他更是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熱情和智慧。本來作為德高望重的國家和軍隊的高階領導人，又是軍事學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體殘，工作上只須原則指導就可以了，但他始終活躍在教學第一線。1952年5月，他親自給高、上級速成系學員講授“集團軍進攻戰役”。這一課，是系統研究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準備與實施問題，亦即戰役法理論問題。這是兵團以上高階指揮員和高階領率機關參謀人員的必修課，也是軍事學院教學中的“重頭戲”。起初，學院訓練部委託蘇聯顧問草擬了一個講課提綱。他看後感到沒有反映出戰役法理論的實質，尤其沒有體現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法理論研究的特點。便決定自己動手編寫提綱。是時，南京己是暑氣逼人的夏初了。

他夜以繼日、汗流浹背地伏案工作，鑽研毛澤東的軍事論著，查閱蘇聯紅軍戰役法資料，結合中國革命戰爭實踐和未來戰爭的發展趨勢，進行綜合分析，從中闡發自己的觀點。經過18個日日夜夜的緊張工作，他編寫出3。7萬多字的講課提綱，然後徵求各教授會的意見，反覆修改。第一遍用墨筆改，第二遍蘸藍墨水改，第三遍用紅墨水定稿。講稿上面紅字夾藍字，藍字套黑字，紅、藍、黑相間，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結著他的心血和汗水。

講課那一天，大禮堂坐得滿滿當當。聽課的除了高、上級速成系的學員和全體教員之外，還有中央軍委高幹集訓班的28名高階幹部，以及華東軍區和南京地區軍隊院校的領導幹部。他們將敬聆這位大軍事家的講授。

劉伯承從集團軍在現代進攻戰役中的地位、作用講起，講到集團軍在現代進攻戰役中的戰鬥編成、戰役規模、戰役準備，所採用的各種機動樣式、戰役佈勢及梯次配備的縱深，戰役實施程序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裝甲兵的運用、快速兵團進入突破口的原則和在戰役縱深內的動作，以及集團軍在現代進攻戰役中的工程保障、通訊保障、後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問題。

他整整講了6個小時，條分縷析、深入淺出，舉出了一個個生動的戰例，描繪了一幅幅規模宏大的戰爭圖畫，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深刻闡述了集團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