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決定對這4個系實行半年預科制。首先補習半年文化，然後轉入正科學習軍事和政治。對在職幹部，則開設文化補習班，實行半日工作半日學習。

在教學準備會上，劉伯承對教員們說：“工農出身的學員，他們的文化都是從戰爭年代的識字牌上學來的。數、理、化從未學過。這就給他們瞭解世界、認識世界帶來了困難。世界好比一間大房子，裡面博大精深、萬物皆有。但是，這間房子是鎖著的。沒有開門的鑰匙，只能從門縫窺視。這樣看就很狹窄。有了開門的鑰匙，就能開啟房門，走到裡面去看，就能看得寬廣，看得深遠，看得全面。什麼是開門的鑰匙呢？科學文化知識就是開門的‘鑰匙’，是瞭解世界、認識世界的‘金鑰匙’。我們要把這個‘金鑰匙’送給學員，讓他們開啟房門，入室登堂，去攀登現代軍事科學的高峰。”

其實，從軍事學院一成立劉伯承就堅持把科學文化教育作為“入門教育”和“基礎教育”，以此推動整個訓練工作。當時，學員們來自“勝利之師”，都是經過血與火考驗的中、高階幹部。他們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作戰經驗比較豐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這兩個特點使得一部分學員對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他們以“大老粗”為榮，以沒進過“洋學堂”為榮，認為國防現代化，主要是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用不著多高的“文化水”。

劉伯承很快察覺到這是學院訓練中的重大障礙。他在大會小會上多次語重心長地指出：“不懂科學，沒有文化，是舊社會在工農身上刻下的愚昧傷痕，是套在工農頭上的一副枷鎖。這是我們的恥辱，而不是我們的光榮。我們要奮起醫治這個傷痕，打碎這副枷鎖。我們如果只在政治、經濟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著翻身，不能掌握科學，不能以軍事科學保衛國防，要實現‘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瘡是有困難的，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不了現代化國防的。”

劉伯承還深入到學員中間，給他們講述1905年日俄戰爭史，幫助他們正確認識學習科學文化對於實現國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他說，那時，沙皇俄國儘管花費了億萬盧布購買和建造軍艦，但由於俄軍的統帥和將軍們都是些不懂科學、不學無術的庸碌無能之輩，軍官和士兵們缺乏訓練、愚昧無知、目不識丁和孤陋寡聞，結果被日軍打得大敗。正如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不會使用現代軍艦的情況下，在缺少能夠熟練地利用軍事技術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況下，這些花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現代戰爭也同現代技術一樣，必須有質量高的人才。”

透過反覆教育，學員們認識到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性，穩定了學習情緒。但是，在課程進行當中又出現了問題：有些學員對軍事課、政治課感興趣，能坐得住，聽得進去。而對文化課，特別是數、理、化課，一講什麼公式定理、結構式、方程式就頭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繞舌的各種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書”一樣難。慢慢地，學員們開始叫苦了，坐不住了，聽不進去了。課堂上也亂哄哄地不成樣子了。

劉伯承認真分析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學員們對學習數、理、化沒有產生興趣。而產生興趣的關鍵又首先是坐下來、學進去。於是，他堅持到課堂上和學員們一起聽課。實際上是進行“督陣”。

老院長來聽課，猶如一鳥入林壓百音，課堂的秩序與往常大不一樣了。

思想“開小差”的沒有了，交頭接耳的沒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聲的也沒有了。學員們個個坐得端端正正，教員講課也格外有勁。慢慢地，學員們從坐不住到坐得住了，從學不進到鑽進去了，逐漸產生興趣了，感到學有用處了，因而學習的勁頭也越來越足。

看到課堂上的變化，學員們學習上的變化，劉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問他是用什麼辦法促使學員們發生這種轉變的，他風趣地說：“我這是砂鍋燉肉，燉不爛而蹲爛了。”

1952年8月，毛澤東批准了總政治部關於全軍科學文化教育座談會的報告，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全軍文化教育應該採勸速成的，聯絡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方針。

根據這一方針，劉伯承進一步調整了軍事學院的部署，強調要抓住重點實施教學，在打基礎上下功夫。即“按正規的理論系統，以速成的方式，結合部隊實際，養成學員科學文化的基本知識，以適應其學習軍事科學及政治理論的需要。”

在具體實施中，劉伯承要求按照學員的文化程度安排恰當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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