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薩克”決策者當中的威信大為降低，因為如果“科薩克”當初能成功地挫敗倫敦監督處的掩飾和詐騙計劃，這次進攻是可能成功的。在隨後的調查中，倫敦承認“帽徽”沒有奏效，但同時又認為，這次行動也證明了另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法國的愛國武裝力量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能夠保持臨陣不亂。

總的來說，抵抗分子是遵守紀律的，他們服從倫敦的命令，如果能讓他們保持信心，把他們武裝起來，加以訓練，那麼在盟國真正進攻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發揮重大的作用。這倒不是倫敦監督處的功勞，而是特種行動局工作的結果。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特種行動局後來卻為詐騙行動的失敗付出了最高代價。當“斯泰基”尚未開始實施時，倫敦就不斷地收到情報，說特種行動局的一些重要地下組織遭到了破壞，如果說德國人對“斯泰基”本身的威脅並不重視的話，他們對法國抵抗運動的危險卻不敢掉以輕心。因此，當抵抗運動的領導人為配合“斯泰基”計劃開始積極活動時，德國人就立即予以反撲，用殘酷而狡猾的手段鎮壓了法國一些關鍵性的地下組織。因此，正如摩根後來所描寫的，“斯泰基”執行的結果比“一塌糊塗”還要糟糕。本來它是為幾個月以後的軍事部署做準備的一個詐騙計劃，完全可以當做一次混亂的軍事演習計劃而取消，結果卻演變成了一場悲劇。

第五節　秘密戰線

1943 年9　月3　日，希特勒就西線的戰爭釋出了第二個決定性的指令。這項指令的編號為五十一，它向西線總司令倫斯德佈置了希特勒擊退盟軍進攻的計劃，希特勒並不怕盟軍在1943 年發動大規模登陸。他和他的司令們公開蔑視“帽徽”和“斯泰基”之類的詐騙行動，因此他把駐防在海峽的大批軍隊調到蘇聯前線和地中海前線，以應付那裡的威脅。但到了1944 年，形勢就不同了，在第五十一號指令中他寫道：

“一切跡象都表明盟軍將最遲於春季之前向歐洲西線發動進攻，也許還會提前。不應當繼續削弱西線的防衛力量。我已決定加強西線的防衛，特別是在我們準備與英國進行長期較量的地方。因為那裡正是敵人必須攻擊而且想要攻擊的地點；除非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為了混淆視聽，否則決定勝負的戰爭一定會在那裡進行。”雖然第五十一號指令只印發了二十七份，但是三個星期以後，它已經擺在百老匯孟席斯的辦公桌上了。這個指令起碼是透過兩個不同的途徑到他手裡的，“超級機密”給他提供了一份檔案的摘要（它以往也總是這樣處理希特勒的指令的）。另外一份更詳細的材料是透過一個美國的情報來源獲得的。

設立在衣索比亞阿斯馬拉市的美國無線電情報處的一個活動站截獲了這份密碼。為了使盟國的高階指揮員能夠及時瞭解德國軍隊的情況，英國建立了一個代號為“戰神”的大型情報機構，它的總部就設在倫敦牛津大街一家被徵用的百貨商店裡。“戰神”對美國設在阿斯馬拉市的情報站以及它的情報來源極為重視。

希特勒向美國宣戰時，曾和日本簽訂了一項互助條約，規定兩國要充分交換有關情報。因此，派駐德國和歐洲其它各國的日本使團可以得到各種有關納粹帝國的政治、經濟、工業、軍事活動和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情況，駐柏林的日本大使大島浩的辦公室變成了一所大規模的情報交換站，交換的情報包括有關納粹佔領下的歐洲的各種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情報就是透過柏林的高速電傳打字機“啞謎”機，用密碼發到東京的帝國總指揮交換。盟國探測到這個電波之後，美國就根據有關密碼分析的半球秘密協定，在阿斯馬拉建立了一個監聽站，有三百多工作人員。

由柏林發出的電報在阿斯馬拉被截獲之後，就被譯成密碼，透過無線電電傳發到設立在離華盛頓市中心三英里處的阿林頓別墅和離首都五十英里的弗吉尼亞牧馬場上一個叫文特山農莊的舊莊園裡，那裡是普雷斯頓·科德曼上校所領導的無線電保安處的活動基地。無線電保安處將密碼破譯以後，把電文再傳送到大西洋彼岸一個設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地鐵戈奇街站臺下面一百英尺深的美國訊號中心。然後按照十分嚴格的手續，把電文從那裡分發到各有關部門，這樣就能保證全倫敦知道材料來源和材料內容的人不會超過二十個人。由於這些情報和“霸王”計劃有關，電文也傳送到設立在諾福克豪斯的“科薩克”的作戰情報處，這個部門由英國人福爾特准將和美國人詹姆斯·柯蒂斯上校領導，工作人員都是經過嚴格的安全審查和最受信任的少數軍官。他們把阿斯馬拉——和包括“超級機密”在內的所有其它情報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