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各副總理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也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

身處逆境，巧於周旋和鬥爭

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將”，但他並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頑強抗爭。他受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軍委委託，繼續解決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內蒙、甘肅等地“造反派”圍攻軍事機關、打砸搶的問題，受到各大軍區的擁護和支援，保證了部隊的穩定。

就在“大鬧懷仁堂”的第二天，2月27日，葉劍英親自修改批發中央軍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團”等造反派組織的公開信。信中說：“你們不要把鬥爭鋒芒指向人民解放軍，嚴重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這封信經報告周恩來，先在成都地區後在全國用飛機散發。同一天，葉劍英還批准發出了《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電報，嚴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軍區打砸搶、擾亂部隊正常秩序的錯誤行為，要求各單位限期把他們押回北京。

2月22日，葉劍英等提議請周恩來審改中共中央關於軍委“八條命令”補充說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很好，除第七條（未講軍內問題）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同時還規定：所有在外地、外單位串聯的學生、職工、農民應立即返回本地本單位；軍事領導機關、軍隊和地方的戰備系統、機要保密系統今後一律不準衝擊、不準串聯；黨中央機關、國防工業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計委、財政部、各級銀行、經委、建委、科委、《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新華社、廣播事業局等不許由外單位人員接管，已進駐這些單位的外單位人員要立即退出。毛澤東批發了這一通知。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經濟建設遭到嚴重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一直是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十分關注的問題。

2月23日，周恩來和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要求省、地、縣各級都以軍事部門為主，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領導春耕生產。說：要快一點，季節逼人。各級生產辦公室由軍區領導抓總，吸收省、地幹部參加。領導幹部有些沒有過關的，可以先出來工作，以後再過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葉劍英隨即主持中央軍委討論，發出了《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在貫徹軍委“八條命令”過程中，各地區仍有反覆，不斷髮生各種大大小小的衝擊事件。2月23日，葉劍英親自打電話給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詢問“青海事件”。此後，他又以中央軍委名義給南京軍區下達了關於軍事院校恢復黨委領導、停止搞“四大”等四點指示。他還受周恩來和中央委託繼續幫助解決新疆、內蒙古、甘肅、昆明、廣西、北京衛戍區等地的問題。3月10日，他就昆明鋼鐵公司軍事接管事請示周恩來，電告昆明軍區辦事處。所有這些，都受到各軍區的擁護和支援，保證了部隊的穩定，但卻招來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一條條罪狀和種種迫害接踵而至，把攻擊矛頭對準葉劍英。

但是葉劍英身處逆流，毫無畏懼，繼續抗爭。他考慮，當時最重要的仍是想辦法穩定軍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他請示毛澤東、周恩來同意，從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幾位元帥一起主持召開了有各大軍區、軍兵種，各總部領導幹部100多人參加的軍以上幹部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名義上著重討論軍隊支援地方春耕生產以及軍隊對全國大中學校師生進行軍訓等問題，但真正的目的在於統一軍隊高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解決軍隊在“三支兩軍”（毛澤東要求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中遇到的困難，維護部隊的團結穩定。葉劍英在預備會議上動員說：希望大家打消顧慮，反映部隊的真實情況，包括正面教育、軍事訓練、“三支兩軍”、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以及機關被衝擊和反衝擊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談談，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會上講，也可以寫成書面材料。葉劍英瞭解了部隊各方面的情況以後，在大小會議上，有針對性地作了數次發言，就“文化大革命”應當怎樣看，部隊如何搞法，怎樣處理軍隊與地方“革委會”和“造反派”的關係等一系列複雜棘手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確指示。他還利用機會，同少數人座談或個別交談，使與會的多數同志心裡有了底。會議期間，葉劍英等針對一些地區“鬧事”，繼續解決蘭州、廣州、福州、北京衛戍區等地區的軍管問題。

十年浩劫（12）

周恩來極力支援這次會議，3月13日，他到會講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