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針對林彪一夥打著毛主席的旗號進行反革命兩面派活動，觸到了三個“痛點”：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魯曉夫；三是延安整風中的內部問題。他說：“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葉劍英講到黨的傳統：“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麼做工作？”

餘秋裡拍桌子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

李先念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

譚震林接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裡有一點反毛主席。”

謝富治插話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域性出發。”

譚震林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這時李先念說：“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的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當即責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這篇社論指的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其中有，“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康生明明參與炮製這篇社論，這時卻當面撒謊，說他沒有看過。總理氣憤地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你不叫我們看看，現在政治局還沒有解散嘛。”

康生、陳伯達一夥被老帥們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們群起反擊，當面斥責林彪、江青一夥發洩對“文革”不滿，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這是一次真理戰勝謬誤，正氣壓倒邪惡的會議。

2月16日碰頭會後第二天，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斥罵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兇”，說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表示“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林彪將這封信送毛澤東閱，並附了一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這無疑是“火上澆油”。江青聽到這個訊息後，暴跳如雷，對譚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鬧懷仁堂”當夜，張春橋等到釣魚臺向江青密報。在江青策劃下，由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連夜向毛澤東彙報。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爭！”張春橋在彙報中歪曲事實真相，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張春橋還說周恩來對《紅旗》第13期社論沒送他審查有意見。毛澤東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並叫張春橋同周恩來談一次話，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十六日在懷仁堂碰頭會上對“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強烈不滿的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指責他們是“翻案”，是“復辟”，並且說，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岡山打游擊。毛澤東這次確實是動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說法，“我跟毛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作了檢討，就這次碰頭會承擔了責任。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會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評，為他人承擔責任。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進行圍攻、批鬥，迫使他們作了檢討。

十年浩劫（11）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堅決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小組”等大幅標語在一夜之間貼滿了北京城。社會上大規模掀起了“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一夥操縱下，首都街頭出現了示威遊行，“造反派”高喊擊退“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個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從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