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有父輩的愚忠，他們對異族入侵、文化毀滅感到痛心，但對朱家皇朝的完蛋並不痛惜。這不能說沒有父輩遭遇帶給他的教訓。

這樣有計劃既“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只能培養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國家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沒救了，最後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還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則是相當尊重文人的。陳寅恪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和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設法來打擊文人的氣節，而趙匡胤則是想方設法來贏得文人的心，甚至給後世繼位者立下具有憲法權威性的遺詔，規定不能以言論來殺文人。宋代養士三百多年，儘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撐危局。

再說崇禎皇帝的個人原因。

崇禎接手的是一個病入膏肓、危機四伏的王朝，對於這樣一個幾乎是絕症的“病人”，首先是應該慢慢地調養，先維持生命，再如抽絲般一點點減輕病情，或許大明帝國還能延續幾年，可感覺到時不我待的崇禎，想用霹靂手段救帝國於沉痾之中，反而欲速不達，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崇禎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頗相似，勤於政事而人不夠通達，對臣下過於苛刻。如果崇禎和雍正一樣，繼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樣留下來的全盛帝國，他未必不是一個有為之君。一個人身體健壯抵抗力強時，對體內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藥也無妨，而對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謹慎。崇禎面臨的不是雍正那樣沒有根本危機的帝國，但也採取和後來雍正一樣的剛猛之法，是他執政的失誤。

一位號鎖綠山人的明朝遺民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莊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這番話很有道理。崇禎剛即位能清除閹黨，很有一番勵精圖治的樣子，天下人對他寄予中興大明的厚望。可到後來覺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監，如開門投敵的曹化淳。經過他父親、哥哥的那些年折騰，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為他的剛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職，袁崇煥被冤殺，盧象昇孤立無援戰死疆場，重用的都是溫體仁、楊嗣昌這類治國禦敵沒本事、搞權爭卻手段高明的大臣。遠因和近因交雜在一起，明亡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孟子說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離到海上，還有那麼多人跟隨保衛。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時，大半河山還姓朱，可皇帝身邊只剩下個太監了。崇禎帝自殺時身旁沒有陸秀夫，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讓文人變成奴才的報應。——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還是姓李甚至姓愛新覺羅有什麼區別呢？

普天之下並非王土

當明朝滅亡後，黃宗羲隱居鄉間著書，拒不出仕。但仍然有人苛求他為什麼不學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叔齊，還要活在大清的治下。黃宗羲辯解道：“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若後世之田，為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

苛求黃宗羲的人，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土地制度是會變的，在周朝時，由於技術、制度等許多原因的限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表述，可能還是一種產權現實。明清之際遠不同於周朝，明清的土地產權已很明晰，自己靠買來的田養活自己，當然不是新政權的恩賜。

2006年6月上旬，我去太原公幹，順便拜謁了心儀已久的晉祠。走過號稱中國現存最早的立交橋魚沼飛樑，我在宋代興建的聖母殿前徘徊良久，仰著頭看大殿走廊上方懸掛的一塊塊不同時期的牌匾，大多數內容是頌揚三千年前一段史實：“桐葉封弟”。如：“三晉遺封”、“桐封遺澤”、“惠洽桐封”等等。

這個典故稍有些文史知識的中國人應當熟悉。《史記&#8226；晉世家》是這樣記載的：“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予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