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殲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揹著八歲的小皇帝蹈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與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知道少帝已死後，領著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張世傑、陸秀夫和在北京就義的文天祥被後人稱為“宋末三傑”。而為大宋殉葬計程車人遠不止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長沙）時，嶽麓書院幾百個儒生全部戰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殺時，身邊連半個陸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以復社文人做領導，他們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閒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識分子，如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楨，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清兵下江南後，跟隨唐王抗清，最後被清廷杖死。《研堂見聞雜錄》感慨：“忠臣烈士，不出於縉紳，而出於一青衿弟子，不出於食祿大臣，而出於偏藩幾日之薄官，其為明朝結三百年之報，惟公一人矣。”而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小老婆柳如是勸他投河以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清朝，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明末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眾多，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是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出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失敗？關鍵是統治者並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

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滅族是當權者在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來對待士人。經過仁宗、宣宗等相對仁厚的皇帝執政，士人的正氣也漸漸地又被培植起來，打屁股不再是恥辱，因為直諫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榮譽。孟森先生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明史講義》）

真正對士氣產生根本性摧殘的事情是明中葉以後兩件大事：嘉靖朝嚴嵩當權殺直諫大臣，天啟朝魏忠賢當權殺東林黨人。此後雖有復社上接東林、匡正士風的努力，但一切來得太晚，真正能顯達的總是那些無恥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嚴重的逆淘汰生態。

先說嚴嵩殺諫臣。嚴嵩父子當權時，楊繼盛上書劾嚴嵩“十大罪”，被定為死罪，行刑的那天，圍觀民眾皆流淚為之送行。高陽為此評論道：“明朝殺諫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蕩，致使言路趨於偏激，由意氣而戾氣，國亡始息。說嚴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為過。然而此養奸純出於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國之君，乃有亡國之臣，於此又得一明證。”

魏忠賢誅殺東林黨人是明史上對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圍剿，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報私仇的文臣也不少，東林黨人在政治鬥爭的技術層面幾乎是不合格的，純粹靠一股浩然正氣支撐，而閹黨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隨便把人處死的東廠和錦衣衛。東林黨諸君子被拷掠的慘狀，可說是空前絕後。東林黨被滅後，士大夫正氣幾乎蕩然無存。死在北鎮撫司獄的東林黨人之一黃尊素，他的兒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對君權提出質疑，對一家一姓的王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