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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皇帝連自己都城的門都打不開，這說明幾乎所有基層辦事人員都知道大明將亡，紛紛為自己找後路了，崇禎除了投降，絕無生路了。

孔尚任寫的《桃花扇》，雖是戲曲，但真實地再現了明亡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況。提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聽說崇禎駕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頓足對著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

這曲《勝如花》道盡了孤家寡人崇禎帝殉國的悽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飄蓬斷梗”。

李闖進城後，有大學士範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駙馬自殺。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為他們不降於賊是報朝廷之恩，未必報崇禎個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學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書、戶部侍郎、工部侍郎等眾多高階官員。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識》中列了個長長的名單，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還特意點了幾個關鍵的投降者的所為：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內閣首輔）、朱純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禎不開朝陽門讓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先帝為無道者，魏藻德（內閣首輔）也；從獄中出而為賊策下江南者，張若麒也；其頌賊為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李國楨也；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齎盜糧，盡為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這些大臣，還有崇禎很器重的守城太監，後開門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禎屍體被李闖軍隊發現後，停靈數天，《烈皇小識》載這些已投降的舊臣對先帝屍體的表現，“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斜著眼睛瞟一眼就過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據《明季北略》記載，崇禎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兩個和尚自願前來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兩大重要部屬宋獻策和李巖經過此地。巖對宋說：“何以戴紗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紗帽原是陋品，並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員強。”李巖再問：“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為什麼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宋獻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國政，誤在重製科，循資格。因此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新進者心想，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哪有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於事無補。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認為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

這段對話，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當時一些有見識計程車人對明朝情感之冷薄。科舉是表面上的原因，本來明室僅僅把八股制藝作為籠絡也是控制讀書人的手段，讀書人也只把它作為敲門磚。所謂忠義之說，遠不能遮掩利益驅動的本質。所謂明朝養士三百年的“養”，和用草料養牛馬差不多，多數士人哪會給它盡忠？

清代定鼎中原後，追贈崇禎的諡號為“莊烈帝”，帝王死於宮外者為“莊”，而自殺很符合“烈”字。崇禎皇帝既不像漢獻帝那樣懦弱，也不像隋煬帝那樣殘暴，也不像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那樣醉心於詩詞書畫而荒了國政，而是很敬業、頗思進取、一直想匡正爺爺萬曆、哥哥熹宗執政時的過失。因此崇禎的死更具有悲劇意義，比其他亡國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養士三百年，最後大敵當前，這些食朝廷俸祿的人很多都這個樣子，當然可以說這些人無恥、軟弱。可他們天生就這樣無恥嗎？同樣是讀書人，宋末士大夫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度足讓明朝士人汗顏。同樣讀孔孟書，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呢？我們要比較一下宋、明兩代養士的差別。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昺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