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前兩個統可以“補課”，這個統沒法補課。要異姓為帝便是改朝換代的大動靜了。

儘管嘉靖皇帝違背禮法，永樂皇帝奪侄子皇位，用皇權來控制解釋權，但畢竟人家還是血脈相連，勉強說得過去。

“大禮議”與現代西方選舉

“大禮議”是明代嘉靖朝最重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它不僅影響到嘉靖和整個文官集團的合作關係，中斷了嘉靖繼位之初勢頭很好的中興氣象，也影響到嘉靖皇帝執政後的心態以及對身後大事的安排，直接影響到隆慶、萬曆兩朝。那麼從歷史的大視野來看，明之衰亡，始於嘉靖，萬曆朝將衰亡的速度加快，而崇禎朝見到了最後的惡果。

所謂“大禮議”，就是繼位後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稱自己的伯父孝宗為父親還是伯父，稱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父親還是叔父。現代人看起來是個很無聊的問題，誰是真正的爸爸，人誕生後第一天不就明確了嗎？這是“現時觀念”導致對歷史的不正確判斷，用現在的流行價值觀去看幾百年、幾千年的歷史事件，往往謬之千里。（前文已詳述）

可是大明朝沒有如現代西方的王室如英國、西班牙那樣，將老國王的子孫輩按照血緣、長幼排了序：誰是第一王位繼承人，誰是第二、第三第一繼承人死了，後面依次遞補就行了。大明朝首先當然得重視血緣，血緣關係是維繫皇權社會家天下最重要的關係，但這不是唯一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名分。名分實際上就是把血緣關係進行精美的包裝，使其符合禮制。

武宗死了後，內閣大臣楊廷和等人起了遺詔，以大行皇帝的口氣，讓武宗的堂弟弟，遠在湖北安陸府的朱厚熜“嗣皇帝位”。可當時十五歲的嘉靖帝已經表露出他執拗而不妥協的風格。因為當時大臣準備以迎接皇太子的禮儀請嘉靖進從東華門進皇宮。嘉靖說，我是來做皇帝的，不是來做皇子的，堅決不幹，寧願不進紫禁城，這下大臣們沒辦法，只好折中一下，讓他從大明門進，以朝見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為名進宮，規避了這個難題。

但實際的問題是規避不了的，多數文臣認為嘉靖帝是首先過繼給伯父即已死去十六年之久的孝宗做兒子，然後因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沒有後代，他才獲得即位的資格。這樣自然要稱孝宗為爸爸，改稱自己的親爹親媽為叔父叔母。這對一個已經長大懂事，和父母感情很深的少年來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皇位誠可貴，親情價亦高。嘉靖帝認為自己只是繼位，而不是過繼給伯父當兒子，即“繼統不繼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給自己的堂哥哥當兒子吧，那麼又憑什麼拐個彎一定要給死去的伯父當兒子？伯父這個長房，但凡有男性後代，你們怎麼繼承皇位，嘉靖沒資格眼紅。可是伯父這個長房成了絕戶了，自己的爸爸也是憲宗的親兒子，自己是爺爺活著的孫子中年齡最大的，當然有資格自然繼承爺爺傳下來的江山，為什麼非得給伯父當名義上的兒子，才有資格？嘉靖此類理由和今日西方王室按皇位繼承的順序依次遞補的做法很接近，也沒什麼不對。可是大臣們不幹，認為有違禮制，一定要讓嘉靖帝把自己的父親當成叔父（皇叔父興獻大王），嘉靖帝很生氣地說：“父母的稱號，怎麼能改來改去？”嘉靖帝這種感情，應當是很符合人倫之情的，可是建立在人倫基礎上而將其理論化的禮制，卻讓人違背最基本的人倫之情，嘉靖帝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兩難，尊重禮法是孝，維護人倫感情也是孝，如果這兩者衝突了，該怎麼辦？

這幫大臣以為嘉靖這個從湖北小地方來到京城的農村青年，很好擺佈。他們錯了，皇權掌握在任何人手中，都有巨大的能量。經過很多年的拉鋸戰，最後是嘉靖完勝，不但保住了自己生父的“爸爸”稱號，還追認親父為皇帝。——至今還埋在湖北鍾祥的嘉靖帝生父，其墳墓稱陵。也就是說，大明皇帝，除了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湖北還多出這樣一個由兒子為死去的父親爭來的帝陵。

“大禮議”誰是誰非，後來的史家爭論不休，硬要給歷史事件作出簡單的對錯評價，是沒多大意義的。“大禮議”事件之所以影響這麼大，可見明代所謂的禮制是多麼重要。誰是爸爸誰是伯父叔父關係到嘉靖帝皇權來源的合法性問題。

明帝國是個皇權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權柄，文臣在“大禮議”中和皇帝鬥爭，沒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從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論支援。可是這些“案例”的結果並非完全一樣，所以皇帝和文臣雙方都從歷史上找對自己有利的“判例”。大臣們認為自己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