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託付之重，豈止是千金之子？萬一騎馬有失，那該怎麼辦呀？兵科一名給事中說得更加明白：作為皇帝不應該有其他嗜好，騎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們不能明明白白說皇帝道德品質太差，把所有的責任推到身邊的太監身上，張懋就說：皇帝天生聖明，原來並無這個念頭，一定是左右的太監引誘走入非道。因此文官們屢屢勸諫皇帝遠宦官。十月，劉健、謝遷、韓文等文臣上奏誅殺劉瑾等太監，以失敗告終。

對文臣們的勸諫，正德帝的態度則是打太極拳，一推二拖。要麼是說一句“知道了”，就沒有下文；要麼乾脆就留中不發，裝著不知道這回事，氣得大臣們只能以告老還鄉要挾。皇帝也不著急，你要走就走唄，大明不缺當官的。文臣們所依靠的禮法的力量、聲名的考慮、對祖宗的敬畏等等，對少年皇帝沒多大的約束作用，好比拳頭運力卻打在了棉花上。

這些大道理擱在一個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會招致反感。這幫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標準來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堯、舜，漢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標準來要求正德帝的。——這又是明代以預設的理想化模式來執政的一大體現。他們以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別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別的少年能幹的你不能幹。皇帝不能有一點個人愛好，只能每天呆在宮裡讀聖賢書，看奏摺，與大臣廷對。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後適得其反。正德皇帝執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萬百計要逃出宮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為了逃避文臣們的視線。最終壯年暴亡，沒有留下子嗣，繼位的嘉靖帝繼位，惹出了震動朝野的“大禮議”之爭，君臣徹底決裂。如果在正德帝繼位初期，因勢利導，尊重一個少年人的心理特點和個人愛好，文臣集團和皇帝乃至皇帝身邊的太監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營壘分明，不是那麼緊張，也許正德帝會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軌道，不會那樣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兩個皇子，不會給死後朝廷亂局留下導火線。

這些想當“帝王師”的文臣不瞭解人性，只瞭解道德，望君成龍的心思太迫切，他們對皇帝的“教導”結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適合當可汗的皇帝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運河上一個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開闊的水面上划船打魚，這些人衣著華貴，舉止優雅，周圍旌旗蔽日，侍衛如林，顯然這不是普通漁民為了謀生的漁業活動。誰知道樂極生悲，船突然翻了，一個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進水中。旁邊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窩似的，叫聲震天，許多人不顧一切地跳進水裡，把青年人搭救了出來。

青年雖然保住了一條命，但受到了極大的驚嚇，染上了重病。這個人就是當時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鍾愛的豹房，沒有留下一個子嗣，也沒有過繼任何一個侄兒輩作為兒子。皇位繼承問題出現了危機，群臣商議，將他皇族的一位堂弟從封地湖北鍾祥弄到北京，作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過繼兒子繼承大統，是為嘉靖。最後才鬧出了把整個大明朝廷折騰得天翻地覆的“大禮議”事件，朝局元氣大傷。

正德皇帝為什麼不好好地呆在北京，而出現在了大運河上面呢？這個歷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熱愛自己治下的任何一寸大好山河，就是不愛他最應該呆的地方——紫禁城，即使不得已在北京，他大部分時間也在紫禁城外的豹房，和不知從哪裡弄來的美女以及寵愛的太監、衛士廝混在一起，而冷落那些一心想他臨幸的後宮以及總想給他講治國之道的文臣。

這次正德皇帝南下是因為江西南昌的寧王造反，他聽到後不但不氣憤，反而高興。這位酷愛舞刀弄槍的萬歲爺總算找到一個機會可以率兵打仗了，於是決定御駕親征，可是出了北京不遠就接到快報，寧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擒拿，皇帝沒必要親自動手了。可好不容易有這樣一次機會，哪能放棄？他毫不理會，照原計劃南下，於是在“御駕親征”的名義下，去錦繡江南鬧了一年。

在此之前，他已經給自己起了另一個名字朱壽，並自己封朱壽為威武大將軍，總領天下兵馬。他曾帶領部隊去了宣化、大同一帶，和蒙古騎兵真刀真槍地打了一仗，讓皇后、大臣們擔心個半死。

到了明代，中國農耕文明發展到了僵化的程度，武將的地位日益衰落，在道德治國的理念下帝國靠各種繁文縟節的禮儀執行。因此理想的皇帝就應當是一個溫和文雅、喜歡文牘和政事的謙謙君子，最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整天在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