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什麼社會震盪，反而幾千年後三晉鄉親還在傳誦唐叔虞父子的德政；而明天子要賜田萬頃給心愛的兒子，卻不能隨心所欲。因為周朝的土地國有、私有之間並不很明顯，除了當時地廣人稀的原因外，周王封地給弟弟並不會產生現代法律意義上的財產權轉移，所以可以將土地、人口模模糊糊地打包在一起，說弟弟，這個禮物送給你了，包裡大多數人並不會感覺到自己切身利益受損害。明代的土地公有和私有界線分明，不像周朝那樣模糊，朝廷沒有那麼多的公田賜給福王，就必須先“化私為公”，就如萬曆帝早年沒收了死去的老師張居正大量良田，賜給弟弟潞王。可到了福王就藩時，沒有張居正這樣的大臣有大量的田地可沒收，那麼就只能侵佔普通農民和小地主的土地了，這樣就必然激發社會矛盾。

承認土地私有必然就會承認土地買賣合法，土地買賣合法就可能引起土地兼併。中國曆代王朝在大的政治制度沒有改革前，解決土地兼併的辦法只有一條：暴力。像王莽這樣的野心家兼理想主義者，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乾脆恢復過去的王田，讓朝廷擁有所有的土地，然後進行合理分配。他忘了時勢異也，自秦漢後私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已十分明確，怎麼可能開歷史的倒車回到西周時期？

朝代更替後，透過戰爭減少人口，用政權力量沒收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人與地的關係出現一種較為理想的平衡狀態。但私有的土地一旦參加交易，就必然會重新出現土地兼併，而土地兼併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了，會產生失地流民，引起社會動盪。

第二編　文臣之輔政千古文人策士夢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為良，而曳木之職荒矣。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8226；原臣》

千古文人策士夢

陳平原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千古文人俠客夢》，文弱書生，幻想著縱橫江湖、策馬中原，大致是難以實現的白日夢，而做輔佐聖君、成就大業的策士，則是千古文人更為現實的一個夢。

大到開國君主，小到幫會頭目，一般說來得有流氓性格、賭徒氣質，而飽讀詩書計程車人，大多不敢出頭造反，他們最好的選擇是因人成事，傍一個有政治前途的主公，當一個搖鵝毛扇的軍師，主公成功了他則可宣麻拜相。

真正的文人，多數是沒有膽量和氣魄做英雄的，他們頂多是做英雄身旁的策士。

大多數書生，有自知之明，不去當那個領頭的英雄，而是在波譎雲詭的大變革中擇良木而棲，倚明主而仕。

選擇主公的重要性，對立志當策士的書生來說，不亞於一個花容月貌的女子選擇夫婿，要把一輩子的幸福託付，最怕遇人不淑。

張良遇上劉邦，算是君臣風雲際會，成就了一段歷史佳話，而范增碰上了那個只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的項羽，最後只能生悶氣，背疽發作而亡。

不過即使找對了明主，當穩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場，就以明朝開國三大策士：李善長、劉基、宋濂為例。這三人性格、特長不一樣，輔佐朱元璋的重點也有差別，李善長管行政，劉基出奇謀，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長跟隨朱元璋時間最早，出力最多，下場也最慘。

《明史&#8226；太祖紀》載：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與俱功滁州，下之”。《明史&#8226；李善長傳》則是這樣寫的：“太祖略地滁陽，善長迎謁。知其為裡中長者，禮之，留掌書記。”可見這次君臣相會決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長策劃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時才二十六歲，只是郭子興麾下一員初露鋒芒的將軍，當時天下板蕩，群雄並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盤廣、聲勢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長相中了朱元璋，可見他目光如炬。“跟對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門學問，張良跟對了范增沒跟對，兩個智商、謀略差不多的人功業判若雲泥。

李善長認準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見面就給朱元璋打氣，以漢高祖的偉業激勵這位起於阡陌的窮小子，對元璋說：“秦亂後，漢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為人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