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的官員，又稱方鎮或藩鎮。節度使的設定，目的就是為加強邊防，給邊境諸州都督帶使持節（節是權力的憑證），以增其臨濟決斷的權力，主要是防止少數民族的入侵，從而保障邊疆的穩定和內地的安全。節度使的形成，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節度使”一詞早在高宗永徽年間就出現了，“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命官”。

在初期，節度使只是對“持節都督”的一般稱呼，並不是正式的官名，後經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幾朝的發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節度使”為官名，是從唐睿宗景雲年間開始的。景雲二年（公元711），“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之號，遂至今不改焉”。景雲二年（公元711）“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會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自此，節度使制度正式設定。

而節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卻是在唐玄宗統治時期，“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劍南，以備西邊；曰嶺南五府經略，以備南邊，節度治理，其初固止於沿邊十道耳，自安祿山之亂，則內地始置九節度討之”。

節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邊境設定，到後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國範圍內形成，逐漸發展完善起來，其權力也愈來愈大，甚至朝廷也漸不能制。

具體到此次李曜拿出來作為驅動幾大藩鎮奪回河西隴右誘餌的河西、隴右節度使的設定，在初時有著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種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大唐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勢力大不如前，無力抵抗吐蕃的強勢進攻。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統治時期，由於他奉行“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其周邊的民族部落、政權都臣服於其下，正是所謂“四夷來服，八方賓服”，創造了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貞觀盛世，使大唐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然而，隨著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開始由盛世漸漸走向衰世，勢力大減，原本臣服於大唐的少數民族政權紛紛開始反抗，脫離唐的統治，甚至侵犯唐朝邊境，如突厥、吐蕃、南詔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與松贊干布相繼去世以後，與大唐的關係開始惡化，雙方常常劍拔弩張。而對於唐朝內部本身來說，也是憂患重重，政權不穩，皇位更替頻繁，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唐朝統治者又只有先穩定外部，以求加強對內部政權鞏固。由於之前在西北邊境上設定的安西都護府等軍事機構，在這一時期也是勢力衰弱，作用微小，為了防禦吐蕃的強勢進攻，只能設定新的軍事機構，在這種情況下，河西、隴右節度使的設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實行了一套“安河隴、保長安”的防禦策略。

其次，唐蕃關係發生了變化，由和平轉為了戰爭。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間幾乎沒有正面接觸過，“吐蕃近世浸強，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雙方彼此還不是很瞭解。所以在貞觀八年（公元634），松贊干布向唐求和親，太宗想借此事試探一下吐蕃的虛實，沒有答應和親，只是“遣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婚，帝不許”。

於是，便有了貞觀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戰。雖然此次戰役是以唐朝的勝利而告終的，然而，太宗也意識到了吐蕃的強大，對其勢力也不敢小覷。所以太宗從政治、軍事、邊境等方面考慮，為了西南及西北邊疆的穩定，對於吐蕃的第二次請求和親，便予以答應，貞觀“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間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雙方邊境基本上相安無事。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唐太宗和松贊干布的相繼去世，由他們建立的和親政策、友好關係也被打破，隨之而來的是唐蕃之間長達170餘年（公元650～821年）的戰爭與友好往來交織發展的複雜局面，唐蕃關係和戰無常，而又以戰爭為主。松贊干布去世後，吐蕃軍隊就開始不斷侵犯唐朝邊境，攻擾附屬唐朝的部落政權，而此時唐朝面臨著嚴峻的內憂外患，勢力大減。所以對於吐蕃的騷擾，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時期的軍事戰略，由進攻轉為防禦，河西、隴右節度使的設定，便是其防禦策略“安河隴、保長安”的一項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隴右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