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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邊心跳加速，一邊拱手應命：“遵秦王教令。”

李曜看了李巨川一眼，又問：“這下如何？”

李巨川笑道：“這下對德祥公卻有些不公平了。涇原、保塞兩軍相加，約莫將有七萬大軍，而天雄軍卻只三四萬，且路途更是難走不少。”

李曜點了點頭：“既然如此，則將疊、宕、渭、岷、洮五州劃一新鎮，名喚平西。若秦帥拿下此五州，便任此職，治所自選。”

李嗣恩隱隱覺得有哪裡不對勁，想來想去，忽然明白過來，詫異道：“這麼一來，豈不是將隴右節度使所轄之地一分為二了麼？這這隴右節度使的成色，可就比河西節度使差得多了。”

他這一說，郭崇韜也微微一怔，心中頓時醒悟起來：“難怪此前大王一直傾向於撤藩，這次卻寧肯再設一大鎮，原來是又要玩一次一石二鳥咦？不，不對，這分明是扔三顆石頭，要打下一群鳥啊！”

他之所以忽然醒悟這一點，得從隴右、河西兩鎮節度使的設立原因，乃至整個“節度使”這一強權職務的設立說起。

大唐和吐蕃，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期興起，在原先的歷史上又是自始至終相併存的兩個強大的政權，在發展過程中兩者的關係也是時戰時和，在當時世界來看，頗有東方雙子星的意味。大唐是公元七、八世紀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繁榮一時，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當大唐正處於威震海內的唐太宗統治之際，在其西南正在崛起一個強大的奴隸制政權——吐蕃王朝。

早在公元六世紀，吐蕃就先後吞併了周邊地區的部落，成為當時西藏地區最強大的政治力量。到松贊干布（公元617～650年）統治時期，統一了吐蕃地區，從而建立了一個強盛的奴隸制政權——吐蕃王朝，使其周邊的一些少數民族部落及政權對其心生畏懼，“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住論贊索棄贊都，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與婆羅門接，自大唐初，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強國党項、白蘭諸部及吐谷渾、西域諸國鹹畏懼之”。

可以說，吐蕃政權的興衰與大唐的強弱是相始終的。當時，在唐朝的西北與西南地區，堪稱“霸主”，對於唐朝來說，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勁敵。俗話說的好，“一山不容二虎”，兩個強大的政權並存，他們的關係是可想而知的。

唐與吐蕃這兩個並存的強大政權，在歷史發展中，雙方處於矛盾戰爭與友好往來交織發展的複雜局面，雙方關係和戰無常。在唐太宗和松贊干布統治時期，唐蕃雙方在和親政策下，保持著和平、友好相處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長，隨著唐太宗和松贊干布的去世，唐蕃之間的和平關係結束了，隨之而來的是長達170年（公元650～820年）的爭戰。雖然中間也有著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暫的小插曲。直至長慶會盟之前，這期間基本上是以戰爭關係為主流。

然而，到唐中後期，唐朝處於政權不穩，帝位更替頻繁，國勢漸衰，邊疆各少數民族部落及政權紛紛發起騷亂的階段，而吐蕃卻處於勢力漸強的上升趨勢當中。面對著這種內憂外患，特別是面對強大的吐蕃的東進，唐朝被迫改變了其軍事戰略，由唐太宗時期的軍事進攻轉為軍事防禦，河西、隴右、劍南唐蕃邊界等節度使由此設定，以此來保障腹地安全，即採取“安河隴，保長安”的防禦策略。正如班勇所說：“邊境者，中國之唇齒，唇亡則齒寒，其理然也”，桓寬也說：“邊強則中國安”。在歷史上，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在對待邊疆治理上基本上都採取這一態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對待吐蕃問題上，就採取以邊境保中國，即“安河隴、保長安”的防禦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邊境穩定，與周邊民族部落之間相安無事。從高宗開始，唐朝勢力開始停滯不前，到武后時期則明顯開始衰弱，遠不如前。而在其北方、東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數民族勢力卻逐漸發展強大起來，不斷伸入唐朝境地，對大唐的邊疆統治形成了威脅。初期，唐朝在邊境地域設定的都護府，到中期以後，也是勢力大減，很難抵禦少數民族的勢力發展，有的甚至向內地遷徙，有的成為行政單位，為了邊境的穩定和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大唐在邊鎮重新設定了新的軍事管理機構——節度使。

所謂節度使，就是掌握邊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