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河西、隴右大致在後世甘肅省一帶，簡稱河隴，其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河隴地區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亞乃至西亞、歐洲的門戶，是絲綢之路上的大動脈，同時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數民族入侵中原、攻擾內地的屏障及邊防重地，“鎮河山襟帶，厄束羌、戎”。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河隴地區都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正是所謂“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漢武帝時期為了免受匈奴向漢朝內地騷擾、掠奪，曾幾次大規模向西域用兵，終於將匈奴趕至大漠以北，漢朝在此設定了河西四郡（張掖、武威、敦煌、酒泉），並在公元前60年設定了西域都護府，“漢武開河西，遏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讎，合約為中國患”，以此保證了西漢王朝西北邊境上的安寧與穩定。從此開始，河西、隴右地區成為中原王朝統治的一部分，也成為中原王朝的重要的戰略軍事基地。

在唐朝，河隴地區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其北有突厥，西有回紇，西南有吐蕃，而且這三個少數民族在當時也可謂是強大的政權，有時其勢力甚至可以與大唐相媲美。唐朝統治者為了其邊境的安寧與穩定，防止少數民族向內地的侵擾，尤其為了防止吐蕃的進攻，高度重視河隴地區的戰略地位。“河隴地區是絲綢之路的要孔，在戰略上據有極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隴，既可切斷與西域的聯絡，又可成為進攻唐朝心腹地區的跳板。吐蕃奴隸主的攻唐戰略即是先蠶食邊境軍事據點，然後重點突破隴右，遮斷河西，孤立西域，進而兵鋒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長安。”所以，河隴一帶是吐蕃與唐朝交戰的最為頻繁的地區。針對吐蕃的這種攻唐戰略，大唐對河隴地區做了細緻的軍事部署。

唐太宗時期，全國劃為十道，河隴隸屬隴右道，包括安西四鎮及北庭都護府等軍事重鎮；睿宗景雲二年，從隴右道中分置河西道，“貞觀元年，分隴坻已西為隴右道，景雲二年，以江山闊遠，奉使者艱難，乃分山南為東西道，自黃河以西，分為河西道”，並設定河西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關於河隴地區在防止吐蕃進攻中的戰略地位，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中有著這樣的記載：“唐初的河西地，貞觀中地益拓置四鎮，咸亨初為吐蕃所陷，長壽元年，復收四鎮，議者請廢之，崔融曰：‘太宗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蔥嶺，割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今若又棄之，使彼得四鎮，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衛，河西必危已’”，也正如唐初名相褚遂良所言：“河西者，中國之心腹”，提議唐太宗重視河西地區，也可見河隴地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吐蕃軍隊開始壓兵唐朝邊境，雙方往往劍拔弩張，終於在咸亨元年（公元670），迫使唐朝放棄安西四鎮。隨後，永隆元年（公元680），吐蕃侵擾河源；證聖元年（公元695），吐蕃入侵臨洮；“（開元）二年八月乙亥，吐蕃寇邊”、“四年二月辛酉，吐蕃寇松州”等等。吐蕃屢屢侵犯唐朝邊境，雖然期間有金城公主入蕃，但這只是唐蕃之間戰爭關係中的一段和平的小插曲，最終沒有改變雙方的矛盾關係，唐蕃之間的戰爭仍是屢屢發生。

吐蕃來勢洶洶，處於政權不穩定階段的大唐對於吐蕃的強勢進攻，似乎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往往處於防禦之勢。基於此，大唐統治者為了邊疆的安寧，以防吐蕃的不斷入侵，所以“為諸將節度，以定其亂”。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為了防止吐蕃及它與回鶻可能發生的聯絡，特設定河西節度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等七州；玄宗開元五年（公元717），為防止吐蕃的強勢進攻，又特設定隴右節度使，領秦、河、渭、鄯、蘭、臨、武、洮、岷、廓、疊、宕等十二州。河西、隴右兩節度使共駐精兵十四萬三千人戎守，對吐蕃形成強大的威懾力量，使吐蕃難以攻入。

由於河西、隴右在唐朝有著及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再加上當時的歷史時代背景，河西、隴右節度使的設定也就合情合理合時宜了。河西、隴右節度使設定在唐蕃戰爭最為頻繁、都護府等同虛設的情況下，可謂是“受命於危難之際”，責任重大。事實上，河西、隴右節度使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確實防禦了吐蕃的進攻，保衛了唐朝西北邊境的穩定，同時也助唐朝中央政府平定內亂，護衛了京師的安全。可以說，河西、隴右兩節度使即“安”了“河隴”，也“保”了“長安”。

首先，“安河隴”。開元二年（公元714）秋，吐蕃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等率十餘萬眾進寇臨洮、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