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各類兵種位置配合得宜與否，能左右全軍進退，在實戰當中逐漸得出不同的佈陣經驗。春秋戰國，隨著鐵器廣泛使用於兵器戰具上，車戰的主力逐漸由騎兵和步兵取代，無論是左中右三軍或前後左右中五軍的佈陣，馬隊均配置於前列及兩側位置，摻雜步兵，負責急擊行動，並作為居中主帥和後勤軸重的必然掩護。隋唐行軍列陣心得，繼承自漢魏南北朝之漫長中古時期，最終衍成與時代相適應的新式作戰原則。

史稱大唐名將李靖從諸葛亮的八陣變化中加以改良，創置六花軍陣，加速馬步軍之間的成熟配搭，騎隊紛紛編成戰隊及跳蕩隊名目，作為支援正兵的突擊奇兵。六花陣法，就是將馬軍和步軍整合於六個方陣之內，即右虞候軍、右前軍、右後軍、左虞候軍、左後軍、左前軍，連同置中的中軍，構成行軍時隨時開列的七軍陣勢。在《李衛公問對》裡，又提及李靖認同曹魏治騎兵的理論，即在作戰時，“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至於“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的三個互相庇護的層次。而戰騎一陷騎一遊騎的職分，使我國中古時期的馬軍日趨精銳，成功建立起前線作戰的階梯。

唐太宗以輕騎掃除群雄，在在顯示馬軍的機動應變能力，有效作為突襲奇兵的一股新力量。為應付突厥人侵，武則天時期且於萬歲通天二年及聖歷二年，于山東、河南、河北等處成立武騎團，以加強國內馬軍實力。這些地方的馬兵團，加上各種城傍及步兵團，最終演為藩鎮團結兵的馬步軍種。如以河朔三鎮的軍力而言，大曆十二年，魏博七州和冀七州各擁兵五萬，而平盧十五州則有十萬之眾以上，與建中四年幽州十二州之兵數相約，為較強的藩鎮。一般小型藩鎮的兵員則在二至三萬人，如襄陽六州、鳳翔一府一州（現在李茂貞時期除外，他其實有幾個鎮的地盤）和澤潞五州等。

藩鎮之間的戰爭，常指聯合數州四五萬的兵力作定點招討而已，與唐前期動輒率十萬以上大軍持續長途的境外作戰，本質上呈明顯的差異。藩鎮私兵有限，令戰爭的動員規模與作戰方式也趨於靈活多變，過往在中央行軍部署中常作先頭作戰的虞候角色，在藩鎮行軍體制中迅速發展，逐漸成為藩鎮禁衛的中核力量。例如歷史上後梁將領徐懷玉“雄豪自任，勇於戰陣”，以輕騎屢破敵軍，任左長劍都虞候；後唐將領梁漢顒“善騎射，勇於格戰”，伐蜀時為中軍馬步都虞候。王晉卿為周世宗北征的先鋒，“督戰有功，詔權控鶴都虞候”，而韓重贊則“從徵淮南，先登中流矢，轉（鐵騎）都虞候”。類似的例子不勝列舉。

各藩鎮無不講求部隊的精良及行動的便捷，尤其注意馬軍的奔衝廝殺能力，以期達至速勝的戰爭效果。山澤河野的不同割據局面，令敵我之間行軍部署時，更為強調隊伍的結陣方式，以應付多變的地理形勢。由於各藩鎮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戰場上取得壓倒性優勢，將領間傾向採取攻守兼備的彈性戰略，務使損兵折將的程度減至最低。於是敵我陣營之間的騎鬥文化應運而生，逐漸成為兩軍對峙時的序幕戰。從雙方列陣後的邀戰、迎戰，至彼此大軍合戰，將帥間固守著習以為常的戰鬥步驟，將武人的戰鬥禮儀推向高峰。

事實上到了宋朝，《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後集“挑戰”之條裡專門說了這個：“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日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此說明是由唐末五代入宋的一種戰爭經驗，每當敵我實力均等，尚存相當作戰距離，一方會先遣輕騎作主動挑釁，從而測試敵軍虛實。不過，彼方雖深諳來者的試探動機，惟於不肯示弱的情況下，依然願意派員應戰，由此容易產生一觸即發的格鬥局面。在一決勝負的共同心理下，勝方乘勝追擊，敗者喪師而逃，形勢立時產生強弱立判的轉挨點。

戰將的對決行動流行於整個中國中古時代，經歷魏晉南北朝的胡漢融合，至唐五代尤盛於產馬的華北地區，已非胡族軍人的專利。史載：“隋竇榮定擊突厥，史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使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此可知，一騎獨斗的傳統於胡漢武人之間早有共識，有助簡化本來複雜的軍事對峙，同時成為鬥將建立聲名的門檻捷徑。

唐前期名將輩出，擁個人絕藝而揚威陣前者不在少數，例如尉遲敬德於陣中奪槊，薛仁貴以三箭鎮撫天山等，皆為陣將的單挑對決立下英雄典範。發展至大唐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