帳之間，虛存戶口”。唐初確立的均田制、戶籍制等制度已經被嚴重侵蝕，幾近形同虛設，開天盛世光環之下的王朝國家統治實際上已是危機四伏。

“安史之亂”爆發後，朝廷帝制集權遭到重大削弱，“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併”，土地買賣兼併行為更加恣肆。寶應元年四月，代宗頒《禁富戶吞併敕》有云：“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併，所以逃散，莫不由茲。”大曆四年十一月，代宗頒制又云：“急賦暴徵，日益煩重，加以水旱相乘，歲非豐熟，方冬之首，谷已翔貴。又宿豪大猾，橫恣侵漁，致有半價倍稱，分田劫假。於是棄田宅，鬻子孫，蕩然逋散，轉徙就食，行者甚眾。”憤然指責“殷富之家、官吏”、“宿豪大猾”等貴富集團的侵吞兼併及其對下層百姓造成的嚴重危害。但是，這些詔敕形同具文，貴富集團“橫恣侵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根本不放在眼裡。當時，權相元載在長安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其中一所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權宦魚朝恩在通化門外有一田莊，“連城帶郭，林沼臺榭，形勝第一”。佛寺、道觀田莊也異常膨脹，“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

貴富集團持續的猖獗的土地兼併攫奪無法得到根本遏制，最終徹底瓦解了均田農戶經濟和國家均田制、戶籍制以及租庸調製。德宗建中元年，朝廷被迫廢棄均田制，實際上承認了土地買賣和兼併積聚的合法性。在此之後，貴富集團的土地兼併積聚進入了毫無羈絆的發展階段，規模巨大的田莊大量湧現，土地資源所有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差距更加巨大，貧富分化猶同天壤。德宗貞元十年，陸贄《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對當時情形有所概述：“今制度弛紊，疆理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

李曜深知，陸贄所言絕非虛辭，因為他在中書省案卷之中就看見過記載，說在德宗時，在淮南，“廬江劇部，號為難理，強家佔田，而寠人無告”，在浙江西道，“上田沃土，多歸豪強”。

進入憲宗朝，貴富集團田莊經濟的惡性特徵更加突出地呈現出來：一是繼續猖獗地兼併積聚土地，不斷加劇資源佔有上的巨大懸殊和貧富分化。二是繼續殘酷地壓榨奴役貧苦百姓，轉嫁賦稅，使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持續激化。三是貴富集團擁有了巨量田產財富，卻千方百計地逃避兩稅，脫離國家稅收徵管，成為遊離於朝廷控制之外的經濟實體。

中書省裡對這些情況的記載也很多。譬如憲宗元和三年，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有云：“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李翱說兩稅法確立後，“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為有力者所並，三分逾一其初矣”。元和年間，被貶為永州司馬的柳宗元，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中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徵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資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橫侈泰而無所忌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然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

沈亞之也說：“今自謀叛以來，農勞而兵逸，其租稅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撓之，後期而輸者則鞭體出血。故豪農得以蠹，奸賈倍之，而美地農產盡歸奸豪。益其地、資其利而賦歲以薄矣；失其產者，吏督以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姻愛、棄墳井，亡之他鄉而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夫蠶婦蓬徙塵走於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粟益輕也。”

李曜在此前為“新儒論”而研究韓愈、柳宗元時，還看見記載說元和十四、五年期間，韓愈擔任袁州刺史，檢責出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者七百餘人。韓愈就此說：“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