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憲宗在所頒敕文中也說：“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於當處置（“買”之誤）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額兩稅，不出差科。”憲宗所頒《遣使宣撫諸道詔》亦稱：“訪聞江淮諸道富商大賈，並諸寺觀，廣佔良田，多滯積貯，坐求善價，莫救貧人。”於此可見，憲宗一朝，貴富集團積聚土地、逃稅避役、轉嫁賦稅、奴役百姓、坐視國難，其貪得無厭、恣縱驕橫特徵昭然若揭。

這些突出的惡性特徵，在憲宗之後以至今後仍然持續發展。中書省內，能夠反映證明的典型案卷，依然很多。穆宗長慶四年，元稹任職同州刺史，根據在同州的實際工作，寫成《同州奏均田狀》，有云：“其間亦有豪富兼併，廣佔阡陌，十分田地，才稅二三。致使窮獨逋亡，賦稅不辦，州縣轉破，實在於斯。”敬宗寶曆元年到文宗太和元年，李翱擔任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以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文宗朝，“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徵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室為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在洛陽城南的平泉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其後”。武宗會昌滅佛，“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反映出權貴和寺院田產財富的極度富有，也反映出他們隱藏和佔有勞動力資源的驚人數量。武宗《加尊號赦文》有云：“度支、鹽鐵、戶部諸色所由茶油鹽商人，準敕例條免戶內差役，天下州縣豪宿之家，皆名屬倉場鹽院，以避徭役，或有違反條法，州縣不敢追呼，以此富室皆趨倖門，貧者偏當使役。”還說：“應畿內在京百司職田，訪聞本地多被狡吏及豪強平直隱蔽回換，遙指荒閒瘠薄田地，即配與浮客佃食。”

會昌五年，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畿內諸縣百姓，租佃百官職田地，訪聞其中有承虛名配佃多時，縣司但據額徵收租子，或無本地及被形勢莊園將瘠薄地回換，令人戶虛頭納子，歲月既久，無因申明。”該赦文又說：“江淮客戶及逃移規避戶稅等人，比來皆系兩稅，並無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滿後移住鄰州，兼於諸軍諸使假職，便稱衣冠戶。廢置資產，輸稅全輕，便免諸色差役。其本鄉家業漸自典賣，以破戶籍。所以正稅百姓日減，州縣色役漸少。”這一方面反映出武宗時期貴富集團逃稅避役的新花樣，即勾結財政三司（度支、鹽鐵、戶部）官員，“名屬倉場鹽院，以避徭役”。另一方面反映出貴富集團用“隱蔽回換”的手段侵吞國有土地，欺壓貧苦百姓。

大中四年正月，宣宗頒制有云：“青苗、兩稅，本系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皆是承其急切，私勒契書。”大中四年五月，御史臺《請禁斷供應戶奏》有云：“所在物產，自有時價，官人買賣，合準時宜。近日相承皆置供應戶，既資影庇，多是富豪，州縣科差，盡歸貧下，不均害理，為弊頗深。”這表明當時貴富集團佔奪了田產但不納稅，而被兼併掉土地的個體農戶卻產去稅存，造成稅負極端不均的情形。史載“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為裡中患，積歲徵租不入”，則是當時貴富集團脫離國家稅收徵管的具體事例。

懿宗朝，“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佔有的田產難以估計。許州長葛縣令嚴郜罷任之後，在當地兼併“良田萬頃”，置為田莊，“桑柘成蔭，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即阜為臺，盡登臨之志矣”。鹹通十三年時，中書門下的奏文說當時“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

在李曜這個後世之人看來，大唐貴富集團的大土地私有已膨脹至極，凡耕地、荒地、山林、川澤均被其佔有，並將很多土地資源用於非生產，造成巨大浪費，任憑自己遊宴娛樂，“盡登臨之志”，全然不顧天下興亡、百姓疾苦，已成為極端自私自利的腐朽勢力，再現東晉南朝貴富集團“封山佔澤”情形。

他繼承而來的這具身體的記憶讓他對近些年的情況瞭解更加直觀。僖宗時，楊夔《復宮闕後上執政書》有云：“無厭輩不惟自置莊田，抑亦廣佔物產。百姓懼其徭役，悉願與人，不計貨物，只希影覆。富者稱物產典貼，永絕差科。貧者以富籍擠排，助須從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無利潤者，轉見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