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下，促使商業的繁榮，商人群體也不斷的壯大。

後世想知道大唐商人的具體數量已經不可考了，但是根據李曜最近的調查，僅長安城的東西二市，在過去承平時期就有工商店鋪8萬餘家，工商業人口在30萬人以上，當然最近這些年凋敝了許多。這些商人不僅僅只是在長安、洛陽、汴州等區域性範圍內經商，而是遍及全國各地，在絲綢之路上就有不少胡商。

大唐時期的中國的商業發達，儘管政府仍然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不過對商業的重視倒是空前的。大唐，絲綢之路把帝都長安和中亞、西亞、東歐等地區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聯絡它們的紐帶，就是商業貿易。從總的精況來著，絲綢之路編織了一條巨大的交通網。在這個交通體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員往來的關、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驛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鋪，也有大型的“市”即現在的集貿市場。因此絲綢之路給大唐帝國帶來的收益是難以想象的，唐玄宗“稅商胡以供四鎮”。這時候的貨幣主要是銅錢和絹帛，無論重量還是體積都非常的大，古代的交通條件又差，靠著駱駝、馬的交通工具運輸又非常的顯眼。因此如何避免經商時攜帶許多貨幣帶來的不便以及危險呢？這顯然是大唐社會重要的一個社會問題。

大唐是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貨幣的嚴重缺乏。這是由於那些原因產生的呢？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制。

兩稅法使得農民的賦稅簡化為地稅和戶稅兩種，地稅徵糧，戶稅徵錢，分夏、秋兩季繳納。採用以錢定稅、以錢完稅，擴大了貨幣流通的範圍，增加了社會對貨幣的需求。所以，兩稅法的實行是當時錢幣不足問題的直接原因之一。

實行兩稅法之後，“唐政府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米四百餘萬解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米千六百餘萬解，以供京師。”此時國家的收入中都是錢幣，必然需要大量的貨幣。同時兩稅法的實行擴大了商品流通的範圍，特別是邊緣地方的農村，為了繳稅，必須把自家生產的農產品換成錢幣，因此錢幣開始流向了邊遠地區。

大唐的佛道非常的盛行，大量的佛像禮器製作需要大量的銅，如“皇太子奉為二聖於西明寺造鐘銅一口，可一萬斤”。代宗時，“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十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由此可見大唐的銅的消耗量是非常的大的，再加上當時的開採水平並不算高，這就勢必導致錢幣的鑄造量，從而導致錢荒。

銅荒的出現使銅的價格上漲，不少人常常銷錢為器從中牟取暴利，無疑又加劇了鑄幣數量的缺乏。在此萬不得已情況下，當時商人、諸軍、諸使富豪之家到長安進行貿易，就不用“以貨易貨”的笨重辦法，改用“貨物交換，價格計算”，“互開證券”，“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這就促使了飛錢的產生。

以上三點，是促使了櫃坊和飛錢產生的原因。簡單的說就是：首先國家重視商業，保護商業，當時的商人是非常活躍的，這促使了當時商業城市的崛起及商品經濟的發達。但是商人要經商外出購買足夠的貨物身上必須帶足夠的錢財，但是無論是銅錢還是絹帛，重量和體積都非常的大，一方面是運輸不方便，另一方面在長途跋涉的過程中引來盜賊。最後一個原因就是當時貨幣的不足也是產生飛錢和櫃坊的一個原因，而飛錢和櫃坊的產生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個壓力。

顯而易見，商人對於自己身上有過多的錢肯定不會放心的。不妨設想一下，他們賺了錢之後放在親人那，但是如果到遠處經商的話也不方便，時間長了也不會放心。因此，類似以後錢莊的櫃坊就因應而生了。

櫃坊的產生和大唐的商人居住、存貨、交易邸店有關。邸店是怎麼樣的呢？“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和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遠近行旅多歸之”。

大唐法律規定，“邸店者，居物之處為邸，沽賣之處為店”。可知邸店是貨物存放和沽賣合一甚至吃食的地方，其服務物件是流動的商人。唐都長安西市是大商人竇乂的活動場所，他發現賺商人的錢比一般百姓容易，於是在西市“造店二十餘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竇家店”。長安東市的一平民王布，見開邸店有利可圖，也開始效法。由於商人運輸錢帛不便，看到貨物是可以存放的，很快他們也把錢幣存在某家他們可以信任的邸店裡，也是很正常的事，於是儲存並支付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