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第三條裡，關於在長安城東門外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諸位相公很是猶豫，一方面他們大多也覺得自由貿易區肯定能推動商業發展，一方面又擔心會因此擾亂整個帝國的商業制度。當然李曜知道，他們肯定下意識擔心商業發展太快之後，商人的地位將變得很難壓制。不過這個問題，也就是重農抑商思想的下意識延續，李曜透過“除官員本人外，其家族成員均可合法經營商業”的承諾，基本獲得了他們的支援。

而第六條關於“神惠稅”的徵收，大部分宰相均持支援態度，也有兩三人表示難度很大，畢竟僧侶道冠不納稅早已是歷代舊俗，驟然易之，恐引起諸多爭議。但對於這一點，李曜的態度非常堅決：“要麼交稅，要麼禁教。”

他甚至半開玩笑地說：“既然是修行，就該苦修，他們佔著那許多良田，收上那許多香火，養得肥頭大耳，能叫修行嗎？不苦，何以修成正果，練就金丹？某行此法，不僅為他們修行鋪平康莊大道，而且這稅金既然用來惠民安民，更是為他們行善積德，難道不是兩全其美，善莫大焉？”

至於第七條，是整個改革設想中唯一得到諸位相公“全票贊成”的意見，不僅贊成，而且並紛紛表示願將自家藏書貢獻出來，讓河中軍械監印刷成書，為“格物學院”盡一份力。這情況倒是讓李曜頗為滿意，中國曾有許多珍貴古籍，失傳在了漫漫的歷史長河之中，如果活字印刷術提前兩百年出現，並且有一個自己這樣擁有足夠實力甚至某些特權的人物來推動古籍留存，一定可以為後人留下更加寶貴和豐厚的遺產。

但到了第八條上頭，李曜的提議不僅遭到崔胤的強烈反對，連比較中立的劉崇望、孫偓二人也明確表示反對，甚至連李曜河中一派的王摶、陸扆、裴贄三相也認為“此事恐須緩議”，而本屬崔胤一黨，如今正往李曜靠攏的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崔遠見雙方“戰平”，也選擇了“不如謹慎”，那意思也就是“我保留意見”，相當於反對的意思了。

李曜並不想以軍事威脅來強迫諸相同意他的意見，如果今天他這樣做了，顯然將不利於今後他希望推行的、某種程度上的民主議政。

他習慣性地用手指輕輕敲打橫案的桌面，然後問道：“諸位相公究竟是反對大唐錢莊的開設，還是反對金、銀、紙幣的發行流通？”

諸相相視交換了一下意見，崔胤先道：“右相，某對大唐錢莊的開設並不牴觸，這錢莊雖是新詞，不過想來與‘金銀行’和‘櫃坊’差別不大。至於大唐錢莊希望發行金幣、銀幣，某以為恐怕難成其事，鑄造成幣需要成本，而民間並不會將這其中成本計算在金幣、銀幣的價值當中，就如銅錢一般，國家造得越多，虧得越多。如今鑄造銅錢，勉強還能負擔，大唐錢莊以一己之力欲鑄造金幣銀幣此雖非某家產業，實為右相憂心也。”

然後微微一頓，又道：“不過此事如果右相定要堅持，某卻也談不上反對。然則‘紙幣’一事，恕某斷難從命。”

李曜反問：“為何？”

崔胤道：“右相當知，如今國家財政吃緊，倘若大唐錢莊發行‘紙幣’，豈非便要取代‘飛錢’？以朝廷如今之財力，再失‘飛錢’收益，恐怕朝廷朝布此政，我等朝臣暮失糧祿！右相，你有兩池在手，何苦再逼著朝廷將最後一點收入取走？”

李曜聽得有些好奇，遲疑道：“飛錢與朝廷有何關係麼？”

崔胤一臉不屑，王摶等人則是面色尷尬，此時作為中書侍郎的陸扆離李曜這個中書令比較近，連忙附耳為他解釋一番，李曜才知道是哪裡出了差錯，惹得諸相均不同意。

大唐時期的中國，國家統一安定，農業手工業發達，促使城市交通和商業的發達。城市的崛起、商業的繁榮及唐德宗的兩稅法催生了“飛錢”產生。“飛錢”又稱“變換”，是大唐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於憲宗時期，“飛錢”主要集中在繁榮的城市。這與當時大唐的商品經濟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先適應的。

大唐時期的中國，總體來看，可以說是民富國強，因此人們的消費需求也非常與日俱增，這就給商品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極好的條件。而大唐朝廷並沒有像西漢朝廷那樣用強制性手段去打壓商人，態度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出臺了許多保護商業的政策。在《恤民通商制》中有這麼一段話：“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將史官健，走海門者，人數不少，宜令宋式、李良瑍查訪人數，量事救恤如聞溪洞之間，悉藉嶺北茶藥，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這只是大唐重商政策的一個縮影。商人在朝廷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