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作為道德規範，它是國家領導者一切行為的標準和要求。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禮、殷禮、周禮。夏、殷、週三代之禮，因革相沿，到周公時代的周禮，已比較完善。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戰國時期，孟子把仁、義、禮、智作為基本的道德規範，禮為“辭讓之心”，成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為重視禮，他著有《禮論》，論證了“禮”的起源和社會作用。他認為禮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

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禮”不斷的發生著改變和調整，“禮”這個概念賦予的內容，幾乎已經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道德準則。長期以來，中國封建社會以“禮”治國，“禮”不僅是約束人心的道德準則，而且亦具有某些法律上效應。違背了“禮”，不僅要受到道德的譴責，而且也要受到禮法的制裁。

曾國藩處於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新舊之交的那個時期，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禮”作為中國社會的道德規範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修養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把“禮”定位為“仁”的道德實踐，而使它與法律漸漸分開。在曾國藩時代，“禮”與“法”不分的時代漸漸過去。“禮”作為道德上規範可從源頭控制犯罪，而法律則是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對害群之馬予以懲罰。因此，曾國藩一方面強調以“禮”化人，另一方面又強調“以法治國”。在世風日下，犯罪日多的末世，曾國藩提出用“嚴刑峻法”的辦法來達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訟的目的，從而實現仁義治天下，他認為，透過這種禮法結合的方法與手段，必然會出現“仁政”，使天下真正大治。

在曾國藩那裡，“禮”可治本，“法”可治表，但是要想實現以禮治國，就必須發揮法律的作用，以保證的“禮”的順利實行。如何實現這一目的呢？那就必須保證法律的公正和嚴明。曾國藩曾說：“用法從嚴，並不是沒有條律，不像屠夫殺豬那樣，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期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也就是說，要從嚴而適當，恰如其分。“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怨。”但要達到這一美好理想，執法者就必須要嚴格要求自己。自己不但要公正，還須透明。在曾國藩看來，“心不公明，則雖有良法百條，行之全失本意。心誠公明，則法所未備者，臨時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這裡，曾國藩要執法者以高標準要求自己，所以他又說：“任法不如任人”。

對於執法者不能公正、公平對待案子而造成的冤獄和累訟，曾國藩心中非常厭惡。他說，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他在刑部任職期間，京控、上控的案件，每年奏結數十案，諮結數百案。冤獄積累過多，必然導致反覆拖拉，並且牽連無辜，這必然使得老百姓痛苦不堪。

對於冤獄與累訟，曾國藩不光給予了痛斥，還採取有效措施防止與克服了這種情況的再次發生。首先是嚴禁私自關押犯人。他曾出榜明確告知官吏與百姓：“以後管押犯人、證人，本州縣必須立牌，以告知他人。待到情況查清楚後予以釋放時，也一樣要立牌曉示，讓他人知曉。”從這裡不難看出，曾國藩要求執法者在執法、行法過程中，必須做到公開公正，光明正大，以避免執法者以權謀私和違法亂紀的現象發生。

再次，是提倡原始儒學的民本思想，實踐儒家的愛民主張。

孔子說：“仁者，愛人”。孔子儒學的核心是“仁”，而“仁”就是“愛人”的意思，從孔子的“仁愛”，到曾子的“親民”，再到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孔子說了，只有愛遍及眾生，才算接近了“仁”（泛愛眾而親仁）。

曾國藩說，養民是為民，做官也是為民，當官不為民著想，那是我深惡痛絕的。為民不是一句空話，不是一曲愛民歌，不是做幾件事情擺擺樣子，而是要真心實意地愛，愛字中間有一個“心”字，所以愛民就要出於“真心”。

在給曾國荃的一封信中，曾國藩說：大抵與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實意地愛護他們，就可以得到他們的諒解。

“愛民”，曾國藩在給沅弟的家書中屢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好。他語重心長地對沅弟說：“弟在軍中，望常以愛民誠懇之意，庶勝則可以立功，敗亦不至造孽。當此大亂之世，吾輩立身行間，最容造孽，亦最易積德。”他曾做《勸誡營官四條》，其中第一條是“禁騷擾以安民”。還作《愛民歌》，在軍隊中廣為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