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擺到更重要的地位。

他提出：“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爭，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以往程朱理學詳論義理性命，而略於經世致用。曾國藩則在繼承傳統儒學的根本精神的同時，消除程朱理學的偏頗，提出要單獨創立“經濟之學”，把它劃為孔門學說中“四者闕一不可”的獨立門類。在四門學科中，把義理之學與經世致用結合起來，是曾國藩經濟學的目的。其他像詞章、考據是服務於義理的，而僅僅是知道義理，不與現實生活相聯絡，那麼這樣的義理，曾國藩認為是沒有作用的。

曾國藩的“經濟學”，雖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是它並非脫離了儒家的傳統精神，而是儒家思想在新時代與時俱進的產物，同時曾國藩的經濟學也繼承了陸王心學乃至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後儒重視道德實踐的優點。

曾國藩的經濟學回到了原始儒學以及中國新儒學（陸王心學等）所強調的道德實踐。《論語》一開頭就說：“學而時習之”，這句話受到長期的誤解。“習”並非溫習功課，而是實踐，“學而時習之”就是學到的理論隨時隨刻都要與生活實踐聯絡起來，這是孔子在強調“學以致用”的道理，這個“學以致用”與曾國藩“經濟之學”其本質是相同的。

曾國藩討厭學了不用，說了不做，他重視中國新儒學所強調的“道德實踐”，這也是原始儒家所說的“誠’字。他說：“天地之所以不息，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主也。故曰誠者物主始終，不誠無物”，“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誠就是不自欺，就是無虛偽，不能滿口仁義道德，而實際上處處都是男盜女娼，一定要“知行統一”，言行一致。因此，曾國藩的“經濟學”，不是做官發財的經濟學，而是道德與實踐的統一，說理與行動的統一。曾國藩強調“知行合一”，他的“經濟學”也就繼承了與朱熹理學分庭抗禮的陸王心學以及後儒的優點，糾正了理學空談性理而忽視道德實踐的做法。

空談性理，只能誤人誤己，只有透過修心養性才能恢復人的“善”性。所以曾國藩指出要想復性必須躬行實踐，他說“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因此要想“復性”，還必須力行“仁、敬、孝、慈”等倫理道德。曾國藩反對說空話，說大話，強調經濟學的“力行”。他在《致諸弟書》中，他說：“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認為“力行”就是要“腳踏實地”，“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知一句便行一句，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實效，反對“但憑心所懸惴者為高。”其務實態度與當時以倭仁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認為程、朱已將解決，後來學者只需一切照舊。

其次是重新解釋“理”，以“禮”實踐“仁”，以“法”懲罰犯罪。

曾國藩的經濟新儒學由於重視理論聯絡實際，因此他重新解釋理學的“理”。他說：“理則禮也”，這就是說在道的根本是“理”，但是這個“理”有其外在的表現，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論語》記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從理論與實踐來看，“仁”屬於“理”的範疇，而“禮”則是屬於實踐的範疇，因此，從曾國藩的經濟新儒學出發，他更重視“禮”的方面。他說：“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正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他認為學禮就是“經濟之學”。“嘗謂古人無所云經濟之學，治世之術，一衷於禮而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莫大於仁，外莫名於禮。”

因此，要落實“仁”的最高境界，就必須實踐“禮”。“禮”是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典章制度的總稱。作為典章制度，它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上層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