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事上磨鍊。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識還必須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得到實際的運用和體認，例如在事親上才能真正體會什麼是孝，在事兄上才能真正體會什麼是悌。這些做法後來也被曾國藩借鑑。

此外，追溯曾國藩近代新儒學更近的淵源還有黃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此三人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後世常說“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顯然，新儒家要把“民主”和“科學”也引進自己的學說中去，這個想法在黃宗羲那裡得到了很好的落實。

就民主來說，黃宗羲正是站在儒家“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就科學來說，黃宗羲自己就是數學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此外，黃宗羲更加強調了儒學必須經世致用的觀點，他認為無論是研究經學，還是史學，都要“經世致用”。在他看來，史書所載絕非僅是史料一堆，而是蘊含著“經世之業”的闡述，“凡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無不備矣”。

顧炎武與黃宗羲一樣，在政治思想上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他嚴厲批判朱熹理學的空談，提倡經世致用，認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王夫之（船山）是三大儒中最有特色的一位隱士，他一生不仕清朝，反清復明失敗後避居山野，甘於清貧，在無與倫比的艱苦條件下，致力於歷史文化遺產的批判與繼承，寫出了八百餘萬字的鴻篇鉅製。

王夫之既批判了朱熹理學日益變質的現象，也批判了陸王心學所引來的思想混亂。王夫之認為，王氏繼承陸九淵心學發揮聖道，表面是儒，實際上是把佛教狂禪引入儒學，於是導致明代後期思想混亂，民無所依，宦官閹黨趁機爭權奪利，把握朝政，讓明朝走向滅亡。但是王夫之本人經常與高僧來往，並在晚年著述佛教專著《相宗絡索》，可見王夫之只是在批判誤解佛教的人，也不是真正反對佛教。因為狂禪也是佛教所反對的。

王夫之是曾國藩的老鄉，他的著作是經曾國藩整理首印才得以推廣的，曾國藩顯然是很敬佩王夫之的。然而，在對待陸王心學的態度上，曾國藩既繼承了王夫之反對心學空疏的觀點，同時又發揚了心學的優點。與船山闢禪佛而嚴厲批判陸王等人相比，曾國藩更能夠融匯貫通。王船山貶抑陸、王，曾國藩卻服膺陸、王；王船山服膺張載，曾國藩也批判張載，認為“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可見，曾國藩在繼承王船山思想的基礎上，更多地保持一種包容態度，他的新儒家思想融會貫通於各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李曜既然要為大唐的新儒學指明正確的方向，作為封建社會末期的曾國藩所開創的“近代新儒學”自然不能輕忽，他在動筆下這篇《新儒論》之前，就將這一體系及其特點分析得清清楚楚。

首先是提出儒學四科，把“經濟之學”從“義理之學”中獨立出來。

從曾國藩早年開始，他就沒有被空談性理的理學所約束。他在京期間，他也跟從唐鑑和倭仁鑽研理學，並且堅持克己靜坐，但是他不但沒有得到啟迪，相反身體卻越來越差勁。他雖然很推崇唐鑑的學問，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並非就盲從他們，而是用辯證的觀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理學家的內省本來來自佛教禪宗的觀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沒有一點汙染，“存天理，滅人慾”，這種至高無上的道德約束本來對於人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一個人整天在家靜坐，不關心世事，這就違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孟子說，要養浩然正氣，這種浩然正氣是在心懷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面對封建社會末期的衰頹、墮落以及士林風氣的敗壞、道德沉淪的形勢，如果一個人仍舊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內搞靜坐，不去關心世事，又怎麼能夠實現儒家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理學的偏頗，於是開始改造舊理學而創立他的新儒學。曾國藩向唐鑑問學時，唐鑑曾告訴他為學只有義理、考核、文章三門，經濟之學包括在義理之中。這說明唐鑑雖然以程朱理學為宗，但不排斥經濟之學，已有理學經世傾向。但曾國藩並不滿足於此，他在調和漢宋之爭的基礎上，超越他的理學師友，把“經濟之學”從義理中獨立劃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