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宜而不一焉”。

那位論壇雄辯家又說，宋代的稅收機構大都由太府寺所轄。宋承唐制設太府寺，其所屬機構有商稅務，收京城商稅；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掌收舟船木筏之徵；都提舉市易司，掌提點貿易貨物；雜買務、雜賣場、市易上界，掌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乘時貿易以平百物之價；市易下界，掌飛錢給券，以通官糴；榷貨務，賞折博斛金銀之屬；交引庫，掌給印出納引錢鈔之事；店宅務，掌管官屋邸店，計置出僦及民修造繕完之事；石炭場，掌受納出賣石炭等等。

而“免民行役，官自和市則歸雜買務”，雜買務，掌和市百物，凡宮禁官府所需以時供納。“斥其餘幣以利公私則歸雜賣場”，雜賣場，掌受內外幣，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准折支用。這些機構是太府寺所屬“官司二十有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央的直屬職能機構，都與稅收有關。此外，地方上還有酒務、樓店務、榷鹽務、榷茶務（或日“場”）、市舶務等名目。

而在宋朝諸多“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商稅務”等，或曰“稅務”、“茶務”、“酒務”。由於它的設定是自上而下，從京城到地方的路府州縣甚至在鎮中多有設定，發揮著既類似唐代“市”但又超越其職能的特點。

那次看這位雄辯家與人對簿論壇，李曜受益匪淺，下班後晚上就上線潛水跟帖，足足看了好幾夜，他自己也從正反兩方的說法中有了一些分析，得出一些結論：

首先，宋代商稅務的設定也可以分為幾個層次，即有行政層級的差別。

第一個層次，在京城曰“都商稅務”或“都商稅院”。北宋開封“都商稅院在義和坊，掌京城商賈廊店市收”；其官員由京城“諸司使、副、三班三人監，所領有攔稅數錢之名”。從監都商稅務官的職責可以看出，他們對市場的管理不再是像唐代京都市令、丞那樣，直接掌管市場交易具體事務，而是摯市場之綱領，不再過問枝節，直接以稅收為終極目標，即所謂“商賈之賦則歸都商稅務”。

都商稅院收稅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透過京城城門使臣，一是客商自己依例交納。“太宗至道元年詔：都商稅院每客旅將雜物、香藥執地頭引者，不問一年上下，只作有引稅二十錢；無引者稅七十五錢”。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詔：商稅院並依榜例收稅。仍取腳地引看驗，如無引每千收稅三倍；若一千已下，竹木席箔篦物，只委監新城門使臣點校驗就門收稅。一千已上依舊於商稅院納錢。官員出入隨行衣物非販鬻者不須收稅。村民入京貨鬻百錢已下與免。如以香末出城每斤稅二錢”。

所謂“地頭引”或“腳地引”，按照李曜猜想，應是一種類似經營許可證或說營業執照的憑證；似有一定的空間劃定，適合於鋪席貿易者，故有“地頭”、“腳地”之名；屬於商人自己繳納，國家批准給納的範疇。由監城門使臣負責出入城門的部分，則根據物貨的價值決定納稅數額及繳納方式，不足1000的由監城門使臣收繳，超過1000者則由客商到都商稅院繳納。透過收稅的方式，都商稅院實際上實現了對整個京城市場——無論是行商還是坐賈的交易活動進行最有效的管理。

較之於唐代市制，宋代的“以稅代管”即有具體事務的管理——收稅，更有高階別的宏觀控制的特點。如果說北宋都城的市場管理以“都商稅務”為代表，說明其已經進入“以稅代管”模式，那南宋都城的突出表現就是稅務的增多，在臨安城，除了都稅務外，還有浙江稅務、龍山稅務、北郭稅務和江漲橋稅務。除了前面提到的各務外，還有市舶務、紅亭稅務等。除了各務外，還有合同茶場、城南炭場、抽解竹木場、糠場等。這是國家市場觀念及實踐都已經轉向追求稅利最大化的表現。

第二層次，即各府州縣所設定的商稅務。前面提到宋代“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之”是最基本的情況。並且根據各地的地方特色，稅務的名稱可以有“商稅務”、“稅務”、“茶務”“酒務”等不同稱謂，並且可以同時設定數務。

兩宋時期，在福建路治所福州州城先後設有都稅務、臨河務、樓店務、修造場、抽木場、窯務、船場、灰場、炭場等。在這些龐雜的務中，有的並不是稅收機構，如窯務，就是利用流役人員的勞力為官府燒製產品的，屬於臨時設定。但在以稅收為目標的場務中如“州城都務、臨河務，號裡、外稅務二務”等，在當時當地的市場發展中就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