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在政壇上出現了，而中共則再次面臨繼續與國民黨合作或與之作鬥爭的選擇。莫斯科依然贊同合作：斯大林需要蔣介石的合作，以便說服主張建立獨立蘇維埃政權的托洛茨基，而蔣介石也同樣需要和中共結盟以換取蘇聯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支援。

根據很早以前孫中山的計劃，這次偉大的軍事行動是為了消滅軍閥割據勢力以重新統一中國，但也有越過廣東地方矛盾、擴大國民政府國庫稅源區的目的。1926　年7　月開始的北伐，在新建宣傳機構的協助下進軍神速，國民革命軍打到長江邊上的時候已經收編了大小34　支軍閥部隊。國民革命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受到了沿途人民的歡迎。這些部隊中只有一支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因為共產黨基層組織還沒有在軍隊中廣一泛建立起來。1926　年底，仍由國民黨左派控制的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往武漢。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共依然留在國民政府中，於是中共仍然保持“黨內集團”的特殊地位而未及時發動熱情高漲的農民或建立獨立的軍事力量。

1927　年春，北伐軍乘勝進軍華中。國民革命進入了一個軍事力量比重不斷上升的階段。此時，憑純粹的政治手段左右局勢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軍方關於反共的矛盾很快導致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蔣介石和軍方加入了國民黨右派，反對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不久，國民黨左派也背棄中共並最終與右派合流。這樣，爭取國家統一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民族主義運動把可能導致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共產黨成分清洗了出去。

蔣介石揮師東下佔領上海附近糧產區的工業基地之後取得了這些進展。正當此時，北京當局衝擊了蘇聯大使館，發現一些蘇聯秘密策劃顛覆活動的證據。李大釗等涉嫌此案的中共領導人後來被當局處決。緊接著，4　月12　日蔣介石的軍隊在上海外國租界當局的協助下，慫恿當地反共分子摧毀了共產黨的武裝組織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機構。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城市。4　月18　日，蔣介石在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的支援下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武漢政權分庭抗禮。事變發生後，留在武漢國民政府裡的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領導人仍然得到斯大林從莫斯科發來的指示，要他們繼續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但國民黨左派在對共產國際失望之餘也增加了對中共的戒心。7　月間，他們終於和原先的同志決裂，共產黨被逐出了武漢政府。8　月1　日，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發動南昌起義，於是兩黨內戰公開。共產國際指責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說他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執行了相反的“機會主義路線”，而導致合作的失敗。陳獨秀作為斯大林判斷錯誤的替罪羊於1929　年被開除黨籍。毛澤東在他寫於1927　年2　月的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曾經提出和當時莫斯科指示相反的觀點。這時他在湖南領導了一場被稱為“秋收起義”的農民暴動。暴動很快被鎮壓下去，中共在沙頭和廣州發動暴動也相繼失敗。年輕的共產黨領導人或被處決，或潛入城市開展地下工作，還有一些人被迫撤到農村。

這時蔣介石和國民學右派面前的障礙已經掃清。他們在上海的銀行家和商人的支援下與國民黨左派展開和談，把南京政權建成了全國的中央政府。軍閥割據並未完全消滅，但中國與10　年前已大不相同，它總算有了聲稱要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和維護國家尊嚴的中央政府。

革命和外國列強

列強對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的反應是承認革命政府要求的多項權利。1925　年“五份運動”之後，上海市政廳有了中國人的代表；市立公園逐漸向中國人開放；上海混合法庭被一所完全由中國人管理的地區法庭取代。1926　年列強准許廣東政府徵用海關稅餘額。他們曾在1923　年拒絕了孫中山提出的同樣要求。英國則撤銷了漢口和九江的租界。

1925　年至1927　年間的戰事使大多數新教傳教士撤離內地。一支四萬人的列強軍隊集結上海以保衛租界。1927　年3　月國民革命軍攻古南京時，有六名外國人死於戰亂。英、美軍艦曾開炮攻擊。但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平息了事態。鑑於人們對當時中國人革命情緒和事態惡化極度恐慌，我們可以認為實際上並無多少中外糾紛發展成暴力衝突。和英國一樣，美國國務院在此事件中保持了中立，甚至不願就蘇俄布林什維克主義威脅大做文章。當時上海的外國僑民深信，中國之所以興起排外情緒完全是受莫斯科的煽動。但西方几乎聽任蘇聯對中國革命施加影響。

1928　年國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