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再次北伐，佔領北京後，易名北平。1928　年底，國民政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東北“少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率領東三省易幟，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中國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政府在新一代歐美留學生的領導下，致力於鞏固國家團結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工作。一些西方大國的治外法權依然存在，但南京政府頒佈郵新的法令並與許多小國簽約，把他們在中國的僑民置於中國的司法控制之下。1933　年中國恢復了關稅自治，同時從海關司、鹽務局和郵政局收回了相關的權力。外國租界的數口也從三十三處減少到十三處。

國民政府這一強勁的對外政策不斷削減列強在華的特權，但1931　年後放慢了執行的步伐。因為日本對中國新的一輪侵略使國民政府和西方列強意識到保留各國在華的法律地位符合他們的共同利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路線的南京政府面臨日本的侵略時便把對外國特權的打擊作低調處理。它發現自己和外國人有不少共同利益。這些外國人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和加拿大人，他們繼續作為特權階層參與中國的社會生活，開辦大學、醫院，設立銀行，興辦公司及進行對華投資。以現在的眼光看，共產國際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戰略恐怕很少有成功的希望。當時中國城市勞工幾乎不可能發展到能像歐洲工人組織那樣建立政治組織奪取政權。工會組織要得到發展、增強力量，也只有在為數不多的幾個港口城市中才有可能；但那些城市同時也是國民黨上層權力和外國利益的中心。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軍隊，不可能奪取中心城市，也難以從內部奪取國民黨的權力，因為共產國際已經為國民黨建設了一箇中央集權的蘇式政黨結構，要顛覆它談何容易。在20　年代，共產黨也未利用農民的力量來為政治目的服務。當時的中國共盧黨力量薄弱且經驗不足，而莫斯科又在萬里之外遙控指揮，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國民黨和蔣介石從他們當時的勝利中得出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結論，即維持國家政權根本上要靠大工業支援下的正規軍隊。這個結論日後使蔣介石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他們看不到組織起來的農民同樣有能力幫助建立政權併為軍隊提供支援。有一代人均持此觀點，他們的歷史比共產黨還長，與城市和地主階級的聯絡比農民還要緊密，但可惜的是，在他們的規劃中完全忽略了農村社會革命。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統治

從1928　年到1937　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南京政府為期10　年的統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在此期間，中國向西方國家全面開放，可惜西方卻忙於解決自己的問題。這10　年間，蘇聯開始了斯大林的集權統治，美國經濟經歷了大蕭條時期，而納粹德國則開始興起。日本侵略中國未曾受到亞洲以外勢力的制約。南京政府與西方進行了全面的接觸，但未產生任何實際意義。日本侵略不斷升級，而中國農村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國民黨政權同時向現代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國傳統尋求答案，結果一無所得，受到挫敗和失望的雙重打擊。在舊帝國廢墟上重建的新興現代國家大多有過此類典型經歷。舊的政體和傳統看來已經破產，而西方模式又不適合國情，憂心國事的領導人向這兩者尋求啟示，但沒有一個給予他們幫助。

國民黨時期中國最顯著的特徵是現代政府和經濟規模較小，發展也相對落後。即便到了這10　年的後期，四五億中國人擁有的現代公路里程與只有2500　萬人口的西班牙相當，擁有的鐵路總長度不及義大利或美國的伊利諾伊州，擁有的電報線總長度不到法國的1　/　3　，創造的工業產值還不及人口800　萬的比利時。

為求建國良策，30　年代的中國人紛紛轉而師法西方，因為日本和蘇聯均證明不是友善的師長。這種對西方模式的依賴成了南京政府和西方國家的共同利益的紐帶，同時也說明了這個政權根基的浮淺。南京政府制定的現代化規劃幾乎就是全盤西化。受過西方教育的官員們也有“學以致用”的想法，但他們制定和執行的政策反映的都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管理體制、技術和生活方式，而農業的落後與農民的不滿顯然不是那些國家的主要社會問題。結果，南京政府對現代金融、外貿、國際交往及交通和通迅的熟悉程度遠勝於它對中國內地農村的瞭解，醉心於現代事物的官僚一到農村則往往感到不快。

國民黨的弱點同樣也來自於它取得政權的方式。它先是不斷把新佔領區的投機官僚吸收進自己的機構，其後又把年輕的共產黨對手一一荃除。國民黨剛掌握政權就拋棄了創業時期發動工人、農民、青年和婦女的蘇式組織形式，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