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廉價勞動力一樣所在皆是。工人每天工作12　小時左右；一週工作7　天，只有很少的節假日可以休息；農村來的非熟練工領取計件工資，隨時會被退貨；童工和女工一樣受到剝削，女工在工作時經常把嬰兒放在用來縹絲的沸水盆下。工廠沒有任何措施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工人經常和中方包工頭、外國管理人員及督工頭髮生爭執；工人的工資極低，家中所有成年人都必須工作才能維持生活。就是這種讓人回想起前一個世紀歐洲的場景為中國工人運動提供了動力。

現代工人運動理所當然需要一種新的勞工組織形式。在傳統的中國手工業行會里，店主仍然控制著手工藝人和學徒。那裡時常強調的是行業的穩定性，而不是工人階級的團結。舊式的秘密會黨已不再適合領導工人運動。在上海頗有勢力的青幫和洪幫始終不能超出走私鴉片、開妓院、從事非法活動和保護依附者的活動層次。在礦工和鐵路工人中間已成立起一些組織，以維護工人權益，但早期最有效的工人組織是1914　年之後成立的中國國際海員工會。一陣罷工浪潮曾隨“五四運動”的爆發而興起。此後共產黨在組織發動工人運動方面取得的成績逐漸超過了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和其他政治團體和組織。中共於1922　年5　月在廣州發起了首屆中華全國勞工組織大會，並在湖南、湖北和華北鐵路沿線醞釀罷工。

1925　年，通商口岸的外國勢力和各省軍閥政權在大多數深諳世故的中國人眼中成了“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罪惡搭檔。國民黨和共產黨一致把這對罪惡的雙胞胎看成“民族主義”的敵人。中國實業家更是急切地反對它們，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外來競爭就呈復興勢頭。1925　年年初，上海的工會組織和罷工活動有所回升，中華總商會的商人們也抗議上海市政廳不給他們代表權，卻制定法規向他們徵稅。當英國人為首的的警察於5　月30　日在南京路槍殺了13　名示威者後，全國各界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遊行、罷工和抵制洋貨活動，甚至發生了武裝反帝活動。這次“五姍運動”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一場類似的衝突發生在6　月23　日。在面對廣州領事館區沙面島的沙基海岸，示威群眾和英法軍警發生爭執，遊行隊伍裡的黃埔軍校學生和英法軍警互相槍擊，有52　名中國人喪生。這次衝突導致了一場持續15　個月的反對港英當局的大罷工和抵制洋貨運動，英國在華南的貿易一時陷入癱瘓。這些事件與一些零星衝突為以後組織學生運動和動員各界參加全國性鬥爭提供了重要的機遇。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青年積極分子參與了這些事件併成為活動的中堅力量。到1925　年為止，包括共青團在內的中共黨員總人數迅速增加到2　萬人左右。它已經有力量奪取對城市群眾運動的領導權了。

北伐和國共分裂

全國各界對1925　年“五琳運動”的強烈反應標誌著國民革命高潮的到來，同時也提出了革命最終目標的問題，這使在J　‘一州各方合作力量的團結受到了考驗。共產黨勢力的發展得到左右廣東政府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的縱容，國民黨右派則處於守勢。後者的主要興趣是在民族革命的基礎上聯合各個階層開展反帝鬥爭而非用階級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它需要一種促進民族團結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必須為聯合各界反帝反共的鬥爭服務。對中共和決定其路線的共產國際也很為難：不是冒傾覆的危險與國民黨決裂，就是繼續和國民黨左派合作並寄希望於兩派的分化。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不斷發展獨立的力量，同時也領導著農民運動。

事態的發展還是朝著維持國共合作的方向進行，而斯大林也傾向於繼續保持國共合作。1926　年召開國民黨二大時國民黨左派仍然古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大會決定繼續兩黨聯盟。大會維持了共產黨員在秘書處和組織部的主導地位，並且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里保留了七名共產黨籍委員，古委員總數的20　％。這一安排得到了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衛和國民革命軍總指揮蔣介石的首肯。蔣介石率領的黃埔軍校學生軍已經擊敗了盤踞在廣東地區的軍閥武裝，但在省港大罷工時建立的武裝組織已由共產黨接管，並正發展成一個在當地擁有武裝、聽命於共產黨的政權。共產黨的影響在國民黨機構和群眾組織中不斷擴大，並且實際上控制了海軍。蔣介石於3　月20　日藉口自衛在廣州發動了政變，逐步排斥國民黨內的一部分共產黨領導人和一些蘇聯顧問，但同時又重申將忠於廣東和莫斯科建立的聯盟。這樣到了1926　年春，蔣介石作為以軍事手段統一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