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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革命的背景

19　世紀20　年代在軍閥戰爭達到了混亂的極點之後，目睹了又一場革命的興起和軍閥制度的消滅。革命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國家統一。除此之外，還有外交關係上和國內政治上的一系列目標。在外交關係上，革命的目的是廢除在不平等條約體制下的外國特權和外國勢力。每一個愛國者都必須反對帝國主義。但在國內政治上，各派間存在著眾多的利益分歧。透過組織工廠工人和鄉村農民發動社會革命，這本來也可能成為一種選擇，但革命領導層的主要人物最終背叛了社會革命，鎮壓群眾運動，並在維護國家統一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政權。國民革命的全過程始於1921　年，直至1925　年年中。它從團結各派，積聚力量開始；兩年後達到高潮，然後革命熱情才開始消退。作為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的一步，國民黨的興起意味著一種新的政治形式，一黨專政終於問世以替代舊的封建王朝制度。不平等條約體制也即將走到它的盡頭。透過不斷修約，中國收回了越來越多的主權。但這些可喜的現象不幸未果而終。國民黨獨裁政權並未能控制中國所有的省份。國民黨賴以取得政權的那場國民革命，原本主要發生在城市裡，一旦推行到農村，便戛然而止。同樣，中國也未能徹底恢復全部主權，如未能如願以償地取消治外法權。這場國民革命與1911　年革命一樣，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西方對中國施加的可能影響至此也將用盡。無論通商口岸的西方實業家還是在內地活動的傳教上，對中國問題都無可奈何。任何一個把不平等條約加在中國身上的西方列強都無法為中國提供一種政治改革的模式。它們同樣也沒有辦法約束迅猛發展的民族主義洪流使之為工業化建設提供動力。西方幫助中國打破了舊制度，但它是否能幫助後者建設一種新秩序呢？這成了1921　年到1922　年間重建戰後外交關係的根本句題。

拖沓的修約

外強希望看到中國建設成一個和其他國家一樣穩定的中央政府。不平等條約體系在形成時期就已經具備了終止的可能性。由於條約是在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簽定的，其中一方（中國）接受另一方對它主權的限制。外國外交人士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分歧與其說在於中國是否應收回主權，不如說是以怎樣的速度、透過怎樣的過程來實現主權的迴歸。西方列強處理中國問題的方案是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的（華盛頓會議於1921　年11　月12　口至1922　年2　月2　日召開）二這個解決方案共分四個部分，但它無論從合法性、條款的可執行度，還是強權政治中的條約約束力來看，都不具備強制實施的可能。首先，方案規定英日同盟自行終止，兩國之間不再建立其他替代性聯盟。原先的英日同盟約定，一旦日本和美國發生衝突，英國和英聯邦應加入日本一方參戰。其次，會議就列強海軍主力艦的噸位限制達成了一致，英、美、日之間的比例為5　：　5　：　3　；附加條件是英國或美國不得在新加坡以東和夏威夷以西建立海軍基地。第三，日本同意從山東撤軍，同時也撤出東北亞。1918　年年中西方列強幹涉俄國布林什維克革命時，列強軍隊特別是日軍進古了俄國遠東的濱海省、中國東三省北部和西伯利亞東部地區。這就是說，日本為了答謝英美承認它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權，把它在亞洲大陸上除朝鮮以外的勢力區縮小到上卯5　年時的規模。最後，九國條約正式宣佈，與會國家一致支援門戶開放政策，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行政獨立，並召開會議討論中國的關稅問題和治外法權問題，逐步取消不平等條約體系。根據這些協議的規定，日本撤出了山東，英國也歸還了威海衛。但關稅會議一直拖到1925　年、1　926　年間才召開。即便到了那時，與會各方除了同意中國至1929　年可以實行關稅自治外，沒有就任何其他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同樣，1926　年在北京召開的治外法權會議也未產生任何結果。使中國在走向一個民族國家的路途上更加步履維艱的，是它缺少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軍閥和土匪的肆虐威脅到外國人的生命財產與安全。中國當局在履行國際義務時的無能使之在外爭國權時往往氣短。中國的內亂阻礙了不平等條約體系的修改工作．。

蘇俄對中國革命的啟發

蘇俄對2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