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國的影響仍是西方影響中國的一個階段。但和西方列強那種不太熱心地逐步改革中國外交體系的做法相反，莫斯科向中國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國內革命樣板。早在1912　年，列寧就已提出工業化歐洲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應當支援亞洲民族主義革命，因為後者很可能會在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領導下參加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在1920　年召開的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列寧在他題為《　論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的報告中指出，西方資本主義依靠剝削亞洲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以延長自己的生命，所以作為反擊，西方無產階級應當和亞洲資產階級一道反對共同的敵人“金融帝國主義”，因為後者是殖民地人民的經濟剝削者和亞洲反動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死黨。列寧就這樣用帝國主義理論歸納了世界形勢。它在同一個體系中指出了中國政治中各種因素的歷史意義。革命者軍事上的對手可以被定性為代表垂死的舊秩序中封建反動派的“軍閥”。城市商人和中產階級可以被歸入“民族資產階級”，代表歷史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現在也可以“躍過”。在蘇俄的幫助下發動中國廣大農民，一個“聯合陣線”就可以在共產黨內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建立發展起來。採用這一策略，在幫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擊敗外國帝國主義的同時，無產階級政黨能夠很好地組織起來從內部奪取權力。列寧預見了一系列的機會：亞洲國家的共產黨可以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暫時合作甚至結盟組成統一陣線，也可以把他們自己的工農蘇維埃建成獨立的政權中心。

列寧的後任們繼承了這一理論。托洛茨基鼓吹在中國建立獨立的蘇維埃，而斯大林支援和國民黨建立統一陣線的策略。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個真正的政黨必須代表一個階級，所以斯大林在提出他的觀點時不得不首先宣告國民黨只是一個政治聯盟，它是由四個階級組成的政治集團。這四個階級是：無產階級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本家（後來被稱為民族資本家）。這些選擇使蘇俄對中國的建議具有一種內在的二重性：它既可以強調建立一個包含所有革命階級的“聯合陣線”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也可以鼓吹在中國發動階級鬥爭，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合蘇維埃以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封建反動勢力、地主、軍閥及其帝國主義支持者。在這兩種策略之間還存在一種締結政治聯盟聯合一些階級反對其他階級的中間立場；如共產黨人可以聯合“小資產階級”但反對“民族資產階級”。

除去這一方針上的靈活性，蘇俄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在公開外交和革命顛覆兩個層面上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蘇俄外交部的政策以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攫取的特殊權益為開端。經過在北京的九次艱苦談判，蘇俄政府實際上達到了帝俄政府在東北亞的目的。蘇俄和北京政府於1924　年5　月簽署的協議最終確認了中俄共同管理中國東清鐵路的事實以及俄國在外蒙古的勢力範圍。同時，在蘇俄顛覆計劃的指導下，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中國共產黨發展組織機構，並幫助發動一場由中共領導的勞工運動。共產國際也和北方主要軍閥頭目及南方的孫中山進行聯絡。這時，俄國局勢的發展使列寧在1921　年推行了“新經濟政策”'　，緊縮開支，縮減各項活動，“暫時擱置”共產主義的輸出。這一做法使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未能看到蘇俄更為極端的可怕形象。

國民黨的重組和共產國際指導下的國共合作孫中山正在尋找一種政黨組織形式，以便把國民黨從一個奪取政權的黨派改組為能對覺悟不高的廣大民眾進行“訓政”、建立民治政府的政黨。蘇俄的一黨專政此時似乎已成了歷史大潮的一部分，而1919　年後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則提供了不依靠階級鬥爭的一黨獨裁的典範。五四運動啟發孫中山重組國民黨，新的國民黨章程、綱領和宣言於1923　年1　月1　日公佈。國民黨的重組工作在1924　年召開的國民黨一大期間正式完成。作為重組工作的一部分，孫中山逐步發展起與共產國際的合作關係。

孫中山是在各種形勢的逼迫下走向了這一步。列強只顧與北京政府周旋，而未作出任何舉措以取消不平等條約體系。他在1923　年9　月向列強提出允許廣東政府使用廣東地方海關稅餘額，遭到列強的嚴詞拒絕；更有甚者，列強在廣東海面聚集軍艦，防止孫中山的軍隊武裝佔領海關。他多次向西方求助未果，國內政壇上的大起大落也令他沮喪。國民黨在廣東成立的由部分國會議員組成的國會同北京軍閥政府的國會一樣脆弱，隨時都會分崩離析。與某廣東軍閥合作破裂後孫中山被迫出走上海。他函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