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在相對落後的內地倖存下來。這使它卷人了與共產黨的競爭。從1937　年年中開始，國共合作進入了另一個時期，兩黨競爭表面化。國民黨很快就發現，共產黨在戰時社會劇變中會得到更大的利益，特別是共產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發動群眾、武裝農民。國民黨開始在其控制區內壓制這種勢頭，派去封鎖西北共產黨根據地的軍隊後達20　餘萬人。兩黨統一戰線只是一面貼上“統一”標籤的牆紙，牆背後掩蓋不住的事實是兩個擁有武裝的集權政黨互相爭奪最高權力。

在避免農村社會變革的同時，國民黨採取各種措施鞏固其政治權力。1938　年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國民參議會以敷衍公眾對成立代議制政府的要求，其成員基本上是各界的頭面人物，但這個機構只有建議權，政府並沒有義務一定給它答覆。1939　年到1947　年間，蔣介石領導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建成了一套和國民黨平行的金字塔式組織。但隨著團員年齡的老化，它逐漸成為國民黨的競爭對手，而這個團體又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最終只能被國民黨回收。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了一箇中央訓練團，把全國各類法官、軍官、教授和政府官員集中起來向他們灌輸黨義。經過兩到三週的講座、柔軟體操等活動之後，這些人以小組為單位學習國民黨黨綱，並由最高領導人接見，聆聽訓話。地方政府於1939　年實行“新縣制”。以振興縣級經濟和福利，但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只是恢復了古老的保甲監視制度，這對於維持地方秩序多少有些用處。政府宣傳說保長由村級選舉確定，因此有“自治”性質，但實際上並無記錄證明當時內地農村舉行過選舉活動。

所有這些措施都和重慶政府的抗戰作風一樣暴露了指導思想的貧乏。最典型者，國民黨領導人此時仍熱衷於爭奪權力。軍事委員會日漸行使文職政府的職能，控制的軍隊人數一度達到5　朋萬。而如此龐大的政府和軍隊卻圍繞著蔣介石於1943　年出版的《　中國之命運》　一書闡述的貧乏思想運轉。該書首要觀點是反對帝國主義、強調外國侵略使中國蒙受恥辱、不平等條約罪惡滔天。由於西方國家侵害中國，中國才在現代化道路上受到了那麼多的挫折。蔣介石在書中提出的第二個觀點是，恢復古代儒家道德倫理，使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服從於國家。同時他還要求大規模發展工業、建設國防，並把農民組織起來，閒時務農，戰時當兵。

政府公務員同樣生計艱難。這些“下江人”一旦隨機關遷到住房擁擠、物資奇缺的戰時四川，馬上就遇到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飛揚的物價摧毀了政府工薪的購買力，公務員的生計等於在慢性自殺。儘管國民政府控制著出產大量糧食、食物能夠自給的農業地區，但它未能用徵收地稅的方式增加國庫收人。相反，它只能透過大量發行紙幣以滿足自己的需要。這種政策基本沒有觸動關係民生的農村經濟，但卻把為政府工作的城市工薪階層日益推進了通貨膨脹的絞肉機，而他們是當時中國惟一的現代化因素。白領人士的情形也不見好。原先用於買書、購衣和添置傢俱的積蓄都花在了食品上，而營養不良則導致了面板病、胃病和肺炎。貧困使許多人不得不靠貪汙活命偷生。少數發了國難財的人則寧可囤積居奇或換成黃金，也不願將逃稅得來的利潤用做投資。當時的中國各個階層整日為生計忙碌，日漸消沉，最終只是抱怨政府。而在這時的大學裡，國民黨力圖控制高教系統使之為其政治目的服務，這使得學界即便潛心學術的一部分人也開始對國民黨的領導提出了質疑。

美國的對華援助

在最初幾年裡，國民政府從蘇聯得到的援助遠遠多於美國、英國和法國對它的支援。蘇聯甚至派了一支志願空軍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但1939　年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後，蘇聯的援助逐漸消失了。從一開始，中國抗戰就獲得了美國公眾的同情，但得到的幫助卻很少。除了從海防到昆明的印支鐵路和穿越高山峽谷連線緬甸鐵路東端和昆明的中緬公路之外，中國和外界幾乎完全隔絕了。

1941　年日軍偷襲珍珠港為重慶政府送上一位積極的盟友。美國政府透過軍事援助首次在中國國內事物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美國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開始參與中國社會生活，而中美戰時聯盟把這種參與熱情推到了極點。1943　年1　月中國修改了和英美簽定的一系列條約，宣告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正式終結。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戰時雙方的合作努力在中國造成了美國勢力前所未有的膨脹。在空軍和軍事基地、培訓學校、軍需和運輸系統及其他建有無線電網路和航空線的戰時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