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主題都有待於人們用中文對它們進行再創造。許多努力剛剛開了一個頭，更多的問題有待研究。但對大多數作家而言，當務之急是社會革命：人們應當剷除舊制度，重建一個新社會。作家們相信他們的任務是教育民眾，拯救中國。那些以個人主義方式追求浪漫主義或“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與前者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後者中有素以救治中國瘤疾為己任的魯迅。最有影響的早期文學組織―　文學研究會，承擔編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小說月報》　雜誌。他們提倡一種多樣化的現實主義的“人的文學”，重視西方小說的翻譯，並且鼓勵新進，其中包括幾位女作家。與之竟爭的是由郭沫若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創造社，起初他們投身於一種徹底反叛的浪漫主義文學。後者出版了一些坦白的自傳體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往往描寫主人公愛情生活和愛國情緒同時受到挫折，從而良心受到譴責，有負罪感。但到了20　年代中期，創造社以同樣的熱情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郭沫若在談到1924　年他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寫道：“我現在能夠把所有過去無法理清的思想安置齊整；我已經找到了所有過去看來自相矛盾、無法解決的問題的答案。”這一表述概括了馬列主義的吸引力，並預示了視文學為藝術的自由派個人主義者的厄運。由於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