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國家強大起來。民族主義又一次奪走了自由主義的優先權。各種政治運動再度興起，它們將發動個人並將個人及其文化生活納入它的軌道。

五四事件已經表明，當學生被組織起來參與政治行動時他們能取得怎樣的成就。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對此看得很清楚。於是他開始招募學生，作為他全面改組國民黨計劃的一部分。政治行動對於性格活躍的陳獨秀也頗有吸引力。正當此時，蘇俄的榜樣和方針以切實可行的形式出現在他們面前。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派和某些主要的國民黨領袖人物一樣，很快感到已經找到了長期尋覓的行動綱領。

學界求助於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因為馬克思主義自稱是科學的理論，而當時中國學界普遍認為西方列強的秘密即在於“科學”二字。馬克思主義中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社會依靠壓迫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為了爭奪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逐步向前發展。這一觀點對青年學生有很強的吸引力，因為他們需要有一種理論體系來解釋演化的真義、闡明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特別受歡迎的是一種樂觀的信仰，即認為透過取消生產資料的私人古有制度，可以消滅階級鬥爭和階級剝削；這是因為此時的中國是一個在工業化程序上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它的所有問題剛剛萌芽。不僅如此，列寧還為馬克思主義補充了共產黨這個紀律嚴明的精英組織將成為革命先鋒隊的觀點，並把殖民帝國主義解釋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本來被認為適用於發達工業化社會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至此還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小題目，而馬列主義就更是新生事物了。1917　年蘇俄成功奪取政權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救世主形象由此變得更為可信。它似乎為中國提供了一套能夠全方位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方法。在理淪層面上，它提供了一套完整、普遍和科學的世界觀；這套世界觀教人們擯棄西方“科學思想”名義掩蓋下的西方帝國主義行為，並把中國的落後捱打歸咎於和封建軍閥相勾結的金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奴役。在政治層面上，列寧主義提供了一種更加嚴密的新型政黨組織方法和一種奪取政權、利用政權發動群眾、重建社會的領導藝術。這其實是蘇俄在借用西方世界政治技術方面邁出的一步。最後，列寧主義向個人展示了一條自我約束併為愛國主義目的而獻身的道路。

馬列主義的吸引力本來就與日俱增，而這一理論在中國出現時更是正逢其時，因為這時的愛國熱情達到了白熱化，正需要一種組織方式來引導。中國在凡爾賽被出賣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民族真正的敵人是“帝國主義”C　從此，正如列寧所說，民族主義和反帝運動走到了一起。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進而開展政治行動。一向關注中國農民解放問題的教授李大釗曾在《　新青年》　上發表（（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　一文慶賀十月革命；1919　年5　月他負責編輯了一期馬克思主義專號。北京和上海的研究會開始對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分析討論（曾在北大圖書館做過李大釗助手的湖南學生毛澤東也在1919　年3　月回到長沙後發起了類似的團體）。到1920　年年中，陳獨秀和李大釗已經全身心地接受了馬列主義。陳獨秀於同年9　月和其他一些人聚會，籌劃成立中國共產黨。當1921　年7　月毛澤東和其他11　位代表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時，北京、長沙、武漢、廣州和濟南均產生了共產主義小組。

蘇俄政府對這一事件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支援。它首先提出放棄所有帝俄時代透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的特殊權益，此舉贏得了全國上下廣泛的親蘇情緒。共產國際派出代表（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　年3　月）來華籌建上海第一個共產黨組織，設立通訊聯絡處，出版刊物和設立各黨小組，並且列席了中共一大。在這個階段，共產國際的經驗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戰後在法國半工半讀的學生中有不少積極分子來自湖南。他們於1920　年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中國青年共產主義組織。南開大學畢業的周恩來成了從法國歸來的共產黨領導集體中最著名的一位。1921　年後共產黨和國民黨組織的發展，使學介面臨著一場痛苦的抉擇，學者或是避開政治埋頭學術研究，或是以學術為政治的附庸。當胡適和陳獨秀在合作四年後於1920　年初分道揚鐮時，他們代表了不同的選擇。

作家們也面臨著類似的選擇。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情況相似，書面化的日常語言開始在各種文學形式中得到實驗性的應用。長短篇小說、隨筆、詩歌、戲劇、評論等新式體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