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佈罷市。上海4O　多家工廠中，工人以支援愛國運動的名義罷工。這場包括各主要階層並形成群眾運動的真正愛國主義運動終於獲得了勝利。北京學生勝利地走出了監獄，三名親日派“漢奸”官僚被革職，內閣宣佈辭職，同時中國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引發的政治活動迎來了19　世紀20　年代中國新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這個時代具有三項主要標誌：一黨專政的興起、社會主義思潮的成長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時，孕育了政治活動的學界激變仍然不斷發展，傳播媒介日益增多，西方思想得到更為熱心的研究，舊的惡習受到更為有力的打擊，新的價值觀也更多地得到了討論。這場運動在1919　年5　月4　日之後的一二年中基本上停止了在社會和政治層面的活動，故又稱為“新文化運動”。作為它的宣傳媒介，幾百份白話刊物此時紛紛面世，儘管有些只是曇花一現。報紙也同樣鼓吹新思想，對一切價值取向重新進行審視。包括西方著作澤本在內的書籍出版也驟然增加了。，透過這些方式，由二十幾歲的年輕教授和二十出頭的年輕學生髮起的學界革命迅速地從北大擴充套件到了全國。不同目的的學會遍地開花。知名外國學者紛紛來華講學，往往由胡適擔任口譯。羅素也來華講了一年學。他鼓吹的國家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很廣泛的影響。

對舊儒家等級制度的抨擊否定了自古以來“三綱”的合理性。這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相應的“忠、孝、節”三德作為國家和家庭專制的支柱也受到了抨擊。儒教的反對者抨擊了儒教體制下父母的專橫、包辦婚姻和把成年人當作家庭附庸的現象。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在此期間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可以和西方同一時期爭取婦女普選權和平等權利的運動媲美。儘管康有為還像1898　年一樣積極鼓吹儒教，當時許多保守派人士試圖將儒教定為國教的主張卻受到了日益強烈的反對。儒家禮教常被遣責為壓制個人的栓桔以不平等社會角色為基礎的社會和理淪受到唾棄：魯迅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服侍主子的文化；勝利的主子在千萬人的痛苦之上耀武揚威。

對孔教的抨擊讓人們批判性地重新評價了古代的傳統。北大一批“疑古派”的學者對古史的真實性做了再評價。已經退出政壇的梁啟超和胡適等人領導了一項涵蓋深廣的“整理國故”活動，對偉大的中國文化傳統做披沙揀金的揚棄工作。他們研究了古代哲學家墨子、中國佛教史、白話小說和有清一代的思想。這種對民族遺產的關注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人對歐洲物質文明幻想的破滅而得到加強。從巴黎和會歸來的梁啟超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在精神領域的破產。他認為西方文明已經蛻化到崇信物質至上，它已經萎縮、乾枯，正在承受著一場由精神饑荒造成的疾病。這一系列的淪爭使人們得以評估各種觀點的優劣。宗教問題也在討論之列，有人捍衛它，但大多數人持反對意見〕　1922　年世界青年學生基督教聯合會在北京召開大會，對立派學生則在全國範［fi上內組織了反宗教和反基督教運動：：

隨著學界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斷戰勝傳統秩序，它漸漸失去統一的目標。這個陣營內部分化成廠兩大派，一些人傾向於從事學術研究、改革和漸進演變，而另外一些人則傾向投身政治行動、暴動和暴力革命。人們主要按照個人氣質和出身背景給他們歸了類。用實用主義方法重建中國文明是由胡適提出的；他反對多談“主義”；　不論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還是其他無所不包的教條。相反，他提出應該把力量集中在研究問題上，要用細緻的方法和批判的態度去分析問題。“無所謂徹底解放。解放指的是從這種或那種制度，從這種或那種信仰，為這個或那個個人，贏得解放；它是一點一滴的解放。”這種看法對許多人而言不足以應付中國的現實問題，而且在感覺上也很難令人感到滿意。胡適立足教育的長遠規劃並未產生立竿見影的政治成效。這一規劃只能產生向軍閥政府要求保障民權的自由主義宣言，但這不會有什麼效果。中國的個人主義者們並無能力實施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上積極維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學說。西方自由主義學說來源於西方關於天賦人權和法律至上的理論，但在中國並無能夠支援起真正中國式自由主義的類似理論傳統。相反，在軍閥肆虐的中國，未來的自由主義者在能“自私地”要求獲得他應得的民權之前，首先必須幫助建設起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這也是新型愛國思想所要求的。大眾關心的焦點一度是如何解放個人，但1920　年之後它又回到更為合乎國情的主題上，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