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觀，全國建起了上萬座水庫、幾千座小型水電站、兒百英里的鐵路線，在大江大河土建起了一座座橋樑，開拓隧道，修築馬路，開發了更多的礦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二但這冒進的做法也造成了大量失誤，許多新灌溉的土地出現了鹽鹼化現象，本來可用於農業生產的大量人力則被自白浪費。

1958　年人民公社成了“大躍進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根據發揚群眾自發積極性的群眾路線而做出決定。典型的人民公社是由一些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而成。人民公社擁有包括軍事和安全在內的貿易、金融、稅收、會計、統計和計劃等地方政府職能。這裡一切都接受黨的領導。每個公社下分幾個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又分為若干生產小組，每個生產小組大致等於先前的一個合作社或半個村莊。農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按照規定人們必須在大型公共食堂吃飯。儘管基本上做不到這一點，全部勞動力仍受到嚴格的控制。村中的男子像軍隊一樣列隊向新的生產指標發起衝擊，而婦女們則代替了他們在農田裡的位置。政府的浮誇風宣傳，激起了不瞭解實情的農民的熱情。黨希望以此將農民改造為無產階級，把他們和土地分離開來以建設新型的農業城市。由於擁有自己的上地是中國農家千百年來的執著迫求，反對人民公社的農民自然沒有多大的積極性。由於管理不當而勞民傷財，破環了勞動者的積極性，這場革命終於失敗了。政府實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義工資制度後生產力不斷下降二在人民公社中把勞動者按軍隊編制隨意調動也造成了同樣的後果。1958　年12　月，「掃共中央不得不把決策權從公社下放到生產大隊一級。工資的發放也恢復了以工作量大小和工分為標準的計酬方法。1960　年，農業形勢繼續惡化，人民公社的權力進一步分散，平均大約40　戶人家一起勞動的生產小隊成了基本農業單位，私人經營的自留地也得到恢復。1　勿閉年之後蘇聯經歷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工業生產停滯時期。印年代初期，中國遭受了自然災害、農業減產和蘇聯撤回援華技術人員等一系列困難。之後好幾年間中國的經濟建設處於混亂狀態。1960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比以前減少了大約1　/　3　。人民普遍營養不良。1959　年的死亡人數比在正常情況下增加了2500　萬甚至更多。所有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犧牲品。人民面黃肌瘦、疲憊不堪。交通運輸陷於癱瘓，工業生產也停滯不前。政府承認，10　年來不受重視的農業現在應當獲得優先發展的權利了。總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利用政治權力造成了經濟建設上的重大失誤。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經不斷鼓勵50　年代中國革命中極端主義的發展和“冒進”、“放衛星”的做法。他們認為，馬列主義領導團體懂得如何解放潛在的社會生產力，它能夠解放中國勞動人民此前受到國內外剝削階級壓制的創造精神。他們相信，一旦黨發出號召，群眾就會紛紛響應。這種信念當時既未受到全盤否定，也沒有得到支援。到了60　年代，中國人民已經懂得如何與共產黨政權共處，就像他們和以前歷代專制政權共存一樣，但他們原來的革命熱情已經消耗殆盡。更為嚴重的是，黨的上層領導集體和最高領袖之間的意見分歧不斷擴大。1959　年年中，從“大躍進”災難中覺醒的一部分中央委員批評了毛澤東不切實際的極左政策。毛澤東挺了過來。他仍是中國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毛主席永遠止確”的神話已經不復存在，毛氏不得不從日常事務退了下來。國內的政策爭論從此開始；不久，外交關係上的新情況使形勢變得更加複雜。

外交政策

中國自古就有以本民族為世界中心的傳統。這從它的漢語稱謂上就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統治的疆域是“天下”，它代表的國家是中央之國的“中國”。這些稱謂顯示了中國自給自足、不事擴張的傳統。當然對它具有國防戰略意義的亞洲內陸邊疆地區是例外。50　年代的革命創造了一箇中華民族國家，它囊括了藏族、維吾爾族、內蒙古的蒙古族等40　多個少數民族，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擁有7　億多人口的龐大國家。古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繼承了一項思想傳統，認為只有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才能遏止內戰和外族入侵，並保證國家的和平昌盛。與同屬基督教文化圈的歐洲民族國家不同，中國人有一種文化和種族上的民族主義情感，它要求整個中華民族的統一。所以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收復臺灣。北京稱臺灣是被美帝國主義“佔領”的中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收復臺灣才能結束國共內戰，完成中國的統一。

中國國內革命造成一種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