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對抗性的，如共產黨政權與其敵人之間的矛盾；有些是非對坑性矛盾，是正常的並且可以協商解決的，如政府和“人民”間的矛盾。在這個框架內，他希望在其“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法論指導下，透過健康而有節制的階級鬥爭貫徹發展生產力的改策。和延安時期一樣，這一辯證過程先是號召人們發表意見，然後針對意見討論並解決問題。1957　年黨和政府不斷邀請外界發表意見。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們公開表示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集權主義政體及其思想、目標和方法的不滿．）意見之多，言辭之激烈，震驚了黨中央。這些意見受到嚴厲的壓制。在運動中提出批評的人不久均被迫公開檢討，並互相揭發批判。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問題，即如何控制負責執行政策的龐大幹部組織。工農業生產雙雙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整個國家的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到處可以見到新修的馬路、工廠、城市、堤壩和新開的湖泊、山林，農作物也欣欣向榮。全國6　。　5　億人民動員起來，以前所未有的勞動強度和合作規模建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黨需要幾百萬積極分子來領導這方面的工作，但是這些人大多都不夠成熟，缺乏經驗。很可能有4　/　5　的黨員不到高中學歷，剛從黨校走上工作崗位的年輕幹部很容易陷入“盲目樂觀主義”、“教條主義”、“命令主義”或“保守主義”、“經驗主義”、“機會主義”的泥潭，而不是透過討論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耐心細緻地做農民群眾的工作。幹部們比較容易接受毛澤東思想的灌輸，但讓他們透過這種方式來增加開展工作所必需的聰明才智卻比較困難，更不用說改變在此之前已經影響了幹群關係的腐敗現象和虛報產量的做法了。農業集體化在推行過程中其實遇到相當大的阻力。〕　農民群眾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幹部空頭許諾的誤導。

為避免“脫離群眾”；　1957　年4　月中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糾正黨員幹部不良工作作風的思想運動。同時興起的是向知識分子徵求意見的運動。1957　年年中，這兩項活動匯合成了一場“反右”洪流。“反右”運動最終發展成對中國大約50　到75　萬本已很小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批判和打擊。這場革命變成了一場災難。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即把教師、學生、城市幹部與公務員遣送到農村，讓他們和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以避免脫離群眾，同時幫助農業生產。從此時起，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開始造成一系列災難。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

1957　年9　月中共中央開會時，黨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黨和國家有力地控制了經濟，各級黨委開始負責經濟決策。形式主義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生產。集體化實際上並沒有使國家得到更多的農產品，農業陷入了停滯的困境。1952　年到1957　年間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約30　％　，但是政府徵集到的糧食幾乎沒有任何增加。增加農業稅收以發展工業的蘇聯模式走進了死衚衕。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央在1958　年做出“大躍進”的戰略決策，希望它能推動現代工業和鄉村農業這兩個各具特色而又互相聯絡的部門的發展。在農村往往動員群眾以充分開發潛在的勞動力。首先，興修水利灌溉工程控制洪澇災害，開發荒地；其次，投人更多的人力以提高單位面積農業產量；第三，就地取材，發展小型農村工業。黨希望利用中國人口多的優勢，在儘量不依靠現代工業部門的前提下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的農產品可以增加外貿出口換取資金，也可以作為原料進一步投資於工業建設。

“大躍進”的目的是為了利用中國農村的落後與勞動力的過剩，把毛澤東的思想可以轉變成經濟成果、新思想能解放未經開發的人力資源等觀點付諸實踐。由於經濟學專家已經和其他知識分子一道在“反右”運動中遭到下放的厄運，各地浮誇的“大躍進”目標並非由經濟學家制定，而是由幹部們在競相攀比中推出的。各地因陋就簡發展小型工業的著名例子是讓每家農戶在後院架起小鍋爐土法“鍊鋼”，煉出的東西根本無法使用。隨著運動的深人，經濟部門出現了規劃、管理不斷分散的傾向。中央統計局被分成小塊，成了地區統計局。根據未受專業培訓的地方積極分子所提供的統計報表，統計局宣佈1958　年一年中糧食作物和棉花的產量幾乎增長了一倍。領導層陶醉在自己做出的報告之中。中共中央拿到國外進行宣傳的這些難以置信的數字不得不在1959　年夏末很不光彩地收了回去。

“大躍進”的後果一言難盡。它單靠人力就使中國的面貌大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