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海關的負責人也和赫德一樣具有準外交官的身份，而海關的中方僱員則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公務員。1875　年時各地海關共有400名外籍僱員及1400名中方僱員，到了1895　年僱員總數發展到了73500　名，其中一半以上的外籍僱員為英國人。總而言之，赫德主持的中國海關是條約體制中的核心部分，不管如何評價這些條約對中國的影響，赫德等人的工作均為其中最具建設性的。

隨著通商口岸的發展，國外的先進技術也逐漸傳入了中國。1869　年開通的蘇伊士運河將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旅程縮短了一半。1870　年至1871　年，海參威、長崎、上海、香港及新加坡都鋪設了電纜，可經倫敦到舊金山與全球進行電話通訊。這樣中國便與世界經濟聯成了一體，隨全球的物價波動、危機起伏及外國競爭而同步運作。19　世紀後半葉，由於世界銀產量的增加，各國紛紛採取金本位制，受其影響中國銀價亦一再下跌乃至最終廢止使用白銀。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將關稅固定在5　％左右，但在物價上漲後關稅有所降低，中國的進出日商品從通商口岸進入內地時要多交一半的轉口稅，但同時也免去了厘金等國內產品須交的稅金。同樣，外國進口貨物時亦可多交一半關稅作為“到岸稅”，這樣就可以免去其他一切稅款。這些措施妨礙了中國政府實行保護性關稅，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使得本國商人在與洋商競爭時處在不利的地位。

19　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並未能為外商提供預想的理想市場，這對做著黃金夢的歐美商人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挫折。到了1890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總額不過50000萬英鎊，還不如某些小國，並且已經被日本迎頭趕上。貧窮、自給自足及封閉保守無疑是中國貿易發展滯後的主要原因。但英國的商人卻將之歸結為滿洲官員從中作梗、設定轉口稅及阻礙中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等原因。

鴉片進口與茶葉出口貿易均於19　世紀中葉達到頂峰，隨後很快就衰落下去了。從1858　年到1860　年，通商口岸的鴉片生意受到法律保護並向政府交稅，1879　年進口量更達到創紀錄的8　。　7　萬箱，但此後由於中國國內鴉片產量猛增，市場趨於飽和，鴉片進口也隨之銳減。與之類似，出口到英國的茶葉銷售量起初由19　世紀30　年代的30　陽萬磅增加到80　年代的1　。　5　萬磅，但隨後印度和錫蘭的茶葉佔領了英國市場，中國的茶葉出口也隨之一落千丈。印度採用集中資本大規模莊園種植茶葉的方法，採用統一的生產標準，並且免交出口關稅。中國則仍採用小規模的個體種植方式，由於茶葉販子經常在茶中滲假而難以保證質量，並且還得交納轉口稅及出口稅，中國茶葉的競爭因此而大打折扣。就連中國的老牌出口商品―　絲綢，1900年以後也漸漸一撅不振，因為歐洲和日本已採取科學的養蠶方法、機械化的縹絲工藝及現代化的市場營銷方式，使得本國絲織品質量穩定，產量亦大大得到提高。總而言之，清政府無法像其他國家政府一樣領導並管理本國的商業活動，因而在經濟上漸趨沒落破產。

中國長江流域等地生產的棉花支撐著當時龐大的手工業生產。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直到1890年，中國對棉花進口的需求一直不大，遠遠低於英國所預期的數字。倒是印度從英國進口的綿紗從1872　年到18　90年的八年間增長了2O　倍，這是因為機紡棉紗比手紡棉紗產量提高了80　倍，而機織棉布比手織棉布的速度只快了三倍。這樣，國外的廉價棉紗沉重打擊了國內的紡織業，但卻為當時中國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外貿對19　世紀的中國產生了何種影響，種種意見不一。經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機器化大生產會對落後國家的手工業生產造成破壞，但這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的情況，因為中國畢竟與完全殖民化的東南亞地區有所不同。而且，茶葉與絲綢出口受到打擊後，中國又開始出口植物油、桐油、豬鬃、皮毛及大豆等農產品，這些也都是透過廉價勞動力或小農經濟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

買辦、金融家與實業家

洋教士與中國士紳勢不兩立，但中外商人彼此卻需要對方。先前廣州的行會商人原為洋商與國內市場的主要中介，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買辦逐漸取代了他們的位置。不過，行會商人是政府授權的傳統型商人，而買辦卻是受僱於洋行併為之服務的合同僱員。這些人為中西之間存在的文化、語言及制度差異搭起了橋樑。其中最有名者當屬唐廷樞，他和大多數早期買辦一樣來白廣州，幼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