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同時期的美國一樣，19　世紀60年代晚期的中國也面臨著重建家園的巨大任務。太平天國等幾場起義不僅比美國的南北內戰波及的地域要廣，時間也持續得更久，但中國卻無現代化的工業力量來撫平戰後的創痍。戰後的中國，生產資料的流失現象十分嚴重，像西北的灌溉工程與華中的桑田（這對絲織業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成千上萬的人流離失所，生活飢寒交迫。這些問題主要都是靠了普通百姓的咬牙苦幹來解決的二在政府鼓勵下，由地方縉紳牽頭，“以工代販”輸送發放販濟、舍粥、收容孤兒難民以及修建公共設施等等。政府則主要提供道德訓誡與指導，減租降稅，有時亦組織移民並提供作物種子與工具。總體說來，這些措施主要是面向地主階級而非農民，前者減輕了賦稅負擔，但農民的地租仍須照交不誤。

19　世紀50　年代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國庫收入很快耗費一空，同時也失去了幾個富庶省份的錢糧收人。清廷為了補貼財用，大肆賣官弩爵併發行鐵錢紙幣，結果官場人滿為患，市場物價飛漲。清廷曾於1712　年宣佈“永不加賦”，是以政府無法更改祖制以濟一時之需，其財政狀況亦因此而元氣大傷。

為了應付這一財政危機，江蘇省於1853　年實行厘金制，變相向商家抽捐。“厘金”捐有3　大特點：首先，數量不大（多為1　/　100　）　，易於徵收；其次，它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稅款，類似轉口稅或銷售稅；第三，這項制度由各省縉紳幫辦。這項制度於1857　年又獲准在全國推廣施行，由婿紳與官府勸輸厘金以支付軍晌，但平亂之後，清政府仍然實行這項制度並且一直沿用至民國。

1850　年之前的清朝財政收人主要來自農業，但到了19　世紀末，商業財政收入已是1850　年全國總收人的兩倍有餘。厘金曾是這筆收人的主體部分，但年度海關收人在19　世紀60　年代增至約700　萬兩白銀，並且在此之後與年俱增二這筆錢中即包括鴉片進口稅的收入。此時清廷已無法依靠以往大一統農業官僚國家的老一套做法來管理財政了。厘金制與湘軍、淮軍等地方武裝的興起，導致了地方主義的抬頭，儒家刻意維護的大一統格局已是明日黃花。

“中興”時期的哲學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思想在這場所謂的“中興”中所起的作用無足輕重。相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中興名巨”維護的是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強調以儒學經世致用，其葷葷大端，即：中國社會的和諧秩序有賴於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每個人應遵守“禮”法；身居高位者應以德服人；刑罰只是教化的輔助手段等等二他們的哲學是，做亂者必須加以嚴懲（如改造或肉體消滅），但平叛之後則需公正廉明地實行仁政。只要天下太平，國家自然會富強起來。這種思想具有強烈的精英政治色彩與等級觀念，與現代的平等思想可以說是背道而馳〔　，他們認為發展經濟重在“節流”而非“開源”，強調有效利用資源與稅收而不是增加賦稅或發展生產。靜態的和諧，而非動態的發展，才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形態。這是一種典型的儒家觀念，其實也正是傳統的“迴圈往復”或曰“通變”的思想二這是一種保守的改革做法，它一方面強調發展農業是“民生”大計，一方面又提倡選拔“人才”為治國之本。

19　世紀60　年代，中國滿漢統治階級在利益和觀念等方‘面漸趨一致，因為雙方都致力於維護舊有的傳統制度。直到1850　年，京官中約有一半為滿人，另外各地總督的2　乃及各省巡撫的1　/　3　亦均為滿人、但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新提拔仁來的人才幾乎全為漢人。）他們以前一直充任下僚，此時相繼成為各省的總督與巡撫。同時，到了19　世紀60　年代，滿洲祖地也不再禁止漢人遷進，八旗部隊戰鬥力下降，滿語幾乎廢止不用，滿漢不得通婚的禁忌也被打破了，滿清政權與漢族統治階級兒乎合二為一，直到19　世紀末民族主義思潮興起，滿洲政權才被作為“撻虜”而大受抨擊。至於現代史學家認為當時的漢族“中興名臣”“賣身求榮”，不過是用今天的民族主義立場來強求古人罷了。

發掘“中興”人才的第一步是恢復開科取土，重建書院並刊印經書等欽定書籍。科考題目往往聯絡實際，如詢問考生如何帶兵等等，這正體現了“經世”學派講求實際的精神。實行科考就必須限制捐買功名的做法。捐納功名可以解決一時財源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將一批富有但學識不足的人收羅進統治階級隊伍，但同時也不影響“正途”出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