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在赫德的建議下，清政府利用海關的收人，在北京創辦了“同文館”，以便為清朝的外交人員培養翻譯人才。正如總理衙門的一道奏呈所云，與外夷交涉，須先知其性情。李鴻章亦說過，辦夷務須先規其野心，防其非分之想，識其優劣長短。同時上海、廣州及福州也開辦了“廣方言館”，但學員多為中年旗人，因而成績並不理想。

隨著船塢及兵工廠的建立，時人對西方科學知識的渴求亦與日俱增。曾國藩與李鴻章於1865　年在上海創辦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1868　年中國人獨力製造出了中國的第一艘輪船，但是輪船馬達仍需國外製造。當時翻譯西方科技文章亦風行一時。另外在法國的幫助下，清政府於1866　年還在福州創立了“福州船政局”。幾乎所有這些西化舉措都是由總理衙門負責辦理的。中國在19　世紀60　年代奉行的政策兼有新舊兩種時代特色。西方侵略者在商貿、外交方面獲得利益，中國政府則從他們那裡學習軍事技術以抵禦外侮、鎮壓國內起義，但同時也致力於振興舊式的儒家管理方式。相形之下，維護傳統與國家的大一統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辦洋務不過是權宜之計罷了。

二、儒家統治制度的中興

上文談到，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意識形態等方面均已達到高度的穩定及自足，即使在衰敗階段外界的影響亦莫奈他何。統治過程中，對秩序的需求、士大夫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以及保守的儒家意識形態均水乳交融在一起而相輔相成。其結果，身處內憂外患之中的中國，在19　世紀60　年代做出的回應是重申或重建儒家制度而非使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