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一社會觀念束縛的結果。當“帝國主義”於19　世紀末在華勢力大張之時，中國已是積重難返無法做出成功的回應了。即使這樣，中國早期做出的現代化努力仍然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和日本拉開差距是後來的事，19　世紀60　年代的局外人恐怕還是看好中國的二1860　年清朝的政治結構發生了兩大變化：首先，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迫使“天子”不得不承認天朝與外邦是平等的國與國關係，這給了中國“大一統”觀念以致命的一擊；其次，清政府為撲滅太平軍起義而不得不重用曾國藩等漢族士大夫，這造成了地方軍事力量的崛起並削弱了滿洲人的統治。這些變化其實正是後來日本改革的先聲：使中華帝國或日本成為國際家庭中的平等一員，並將漢族百姓或大和百姓視為帝國軍事力量的基礎。不過日本很快就實現了這些目標，但中國卻一直等到很晚的時候才做到這一點。與明治維新相比，中國在19　世紀60　年代進行的改革只是漫漫征途中步履維艱的第一步。

自強運動及合作政策（洋務運動）

太平軍於1860　年至1862　年進攻＿上海與寧波時被英法聯軍擊敗，這使得當時的清政府意識到西方軍事技術的強大，於是準備仿效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制度來解決國內外的問題。曾國藩曾引用孟子的話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恭親王奕訴建議透過鎮壓國內起義以獲取西方的軍火武器。中國自古以來的策略，“以夷制夷”，顯然已過時了。相反，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時人的共識。在此基礎上，中國於1861　年後在外交、財政、教育及軍事等領域內發起了“洋務運動”，而這些改革又進一步掃清了朝貢制度的殘餘。

英、法、美、俄等國的駐華公使對此紛紛表示歡迎，他們不僅相互合作，利益均沽，並且與中國政府也採取了合作的政策。像阿利國（Butherford　Alcock　，曾於1865　年至1869　年擔任英國內閣部長）等外交家建構起中外條約體系後，又致力於在中國本身利益和西方在華特權之間尋找平衡，並適當地節制在華英商的非份要求。阿利國承認，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但社會轉型只能是循序漸進。19　世紀60　年代時西方奉行“合作政策”的目的，正是為了幫助中國逐步走向現代化。

1861　年3　月，清政府為辦理“洋務”（外交事務）而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由奕折擔任總理大臣。這個機構實際上只是附屬於軍機處的一個涉外機構，直到1901　年成立“外務部”才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對外政策仍需由皇帝木人裁定，而且總理衙門也只負責北京城中的中外交涉事務。至於沿海省份的中外事務，則分別由“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負責處理，兩職一般由兩江總督與直隸總督擔任，並直接對皇帝負責。太平大國起義促進了地方勢力的發展，而上述下放權力的措施正好適應了這一現實。

海關制度的建立

清朝外交事務新秩序之能夠建立，英國人在中間起了很大的作用。英人李泰國於1855　年擔任上海江海關稅務司，他熟諳漢語，曾於1858　年參予起草《　中英大津條約》　，後於1861　年上月被恭親王兼總理大臣奕訴任命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不久他受清政府委派赴英購買軍艦，後組成艦隊開回中國並企圖控制這隻艦隊。當這隻艦隊於1863　年來到中國時，奕訴與曾國藩都表示拒絕這一安排，付與償金後將艦隊退還給了英國政府。李泰國認為自己是清廷的客卿，不歸清政府管轄，如他曾經說過，“一名紳士聽命於亞洲的蠻子併為之效勞，這個念頭真是太荒謬了。”

赫德（Robert　Hart）於1　863　年繼李泰國之後擔任中國海關特總稅務司，制定了由外國人管理海關事務的新制度。赫德為北愛爾蘭人，於1854　年來華。他曾對擔任海關特派員的外國同事說過，“接受中國政府的薪晌，就得為中國政府效勞”，這個人同時便是中國官員的“同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人民的同胞”：　他和一手下的外國同事控制了海關事務大大小小各個方面，但在名義上仍接受各商埠中方海關長官（多由道臺兼任）的領導，海關收入最終也交予後者。赫德本人負責管理外方人員，到了1875　年，其中有252　名英國人及156　名來自其餘歐美16　個國家的人員。憑其高明的手腕、耐心與預見力，赫德為大清王朝建立了一支現代行政機構，如他聘用外國人來管理外商的在華活動，為清土朝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