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農民世代相傳的對統治階級特權和地位的痛恨。本世紀早期，中國學生一度對無政府主義理想做出積極響應，希望消滅一切政府形式和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個以互助合作為基礎的自由社會。在毛澤東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痕跡，如中國古代典籍認為的人性本善，只要予其人適當教育就可以發揮出他的潛力，而領導職位必須由德才兼備之人擔任。這一點成了孕育一位聖人式英雄的溫床，而思想上更接近蘇聯的劉少奇及其同事們卻把毛澤東思想從1956　年的中國共產黨黨綱中刪去，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祟拜。

這兩種內在選擇的二元性在以下幾個方面得到體現：一、唯意志論與計劃論：大多數與毛澤東同時代的人支援透過系統開展五年計劃，積聚投資基金、建設工業，但毛澤東對政治比對經濟更加熱心。唯意志論是毛澤東的個人信仰。這種信仰導致他支援各自為政的地方積極性，反對中央控制，提倡人民群眾反對官僚主義並值和技術培訓的必要性。“紅”與“專”：受過政治培養和受過專業培訓的人群之間，即黨的組織者與政府專家之間構成了最為強烈的一組對比。

這些通向中國未來的不同道路並非一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很多公開檔案中，它們都作為相互聯絡的原則而加以宣傳。劉少奇和鄧小平一度支援具有顯著毛澤東式空想社會主義特色的“大躍進”，但運動失敗後兩人的反對態度迅速轉向強硬。1958　年12　月後，毛澤東“自願”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讓給劉少奇。這時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在每一次革命都會遇到的問題：何時社會革命可以轉向社會穩定？或者說，怎樣才能保證革命精神永不衰敗？追根溯源此即所謂的修正主義問題―　蘇聯也曾經陷人的窘境。當時蘇聯修正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影響變得日益強大。

中蘇關係破裂

鑑於中華民族和俄羅斯民族歷史、自我形象及其需求和目標的差異，中蘇之間在幾個層次上產生重大分歧就不足為怪了。兩個民族的歷史記憶使之互相產生了猜忌。13　世紀，蒙古人曾經奴役過南俄地區；而沙俄帝國主義者也曾侵犯中國東北、蒙古和新疆。透過共產黨的中蘇“兄弟”關係的宣傳話語，歷史確未提供多少能讓雙方相互敬仰的事實。兩國合作以蘇聯提供援助、中國實物償還的形式進行。這本來出自雙方領導人的意願，兩黨交惡後合作就不復存在，意識形態的共同點是合作的基本紐帶，而破裂過程也從這裡開始。毛澤東不懂外語，在他接受一種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時候，這種思想在譯介過程中已經受到了一些歸化“變形”。但毛澤東已經開始從事革命活動，他一邊前進一邊豐富他的思想，折衷了共產主義原理以適應具體國情。俄國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把它作為通向社會主義的惟一道路，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種“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聲稱由“無產階級”領導代表所有“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就可以把中國引向社會主義。而且，中國共產黨宣告會採取一種漸進而有說服力的非暴力變革方式，與列寧、斯大林主張的激進暴力變革有所不同。

1956　年蘇聯的“反斯大林化”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這使當時仍將“馬恩列斯”並提的中國共產黨大為尷尬。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對“條條道路通社會主義”觀點的承認其實接受了中國成為亞洲榜樣的要求，但這一讓步也鬆動了馬列主義原則的根基。自此兩黨分歧逐漸加大。這時北京和莫斯科一樣，成了一個自行其是的意識形態權威中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再聽命於一家之言，即使不發生破裂，中蘇間的摩擦也在所難免。蘇聯成功發射宇宙飛船後，處於巔峰期的赫魯曉夫把毛澤東用來“趕超莫斯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指為危險的“左傾”狂熱。作為回敬，北京也抨擊蘇聯的“修正主義”，斥之為機會主義者賣身投靠資本主義。儘管1957　年時莫斯科曾保證在發展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國，但援助中止了。1960　蘇聯技術人員帶著他們的圖紙突然撤出了中國。蘇聯國內產生了對中國瘋狂擴張的強烈恐懼，到了1　％　9　年兩國軍隊在黑龍江和中亞邊境發生了武裝衝突。中國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

隨著中蘇分歧的擴大，北京首先試圖奪取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援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毛澤東和他在這一時期的支持者林彪描述了中國革命模式如何應用到古世界人口2　/　3　的發展中國家反對工業化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中去。1965　年9　月出現的“農村包圍城市”譬喻，鼓吹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