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人民自力更生進行革命，但中國只做一個引路人，並不打算用自己的擴張方式實現世界革命。這種態度使人想起古代的朝貢理論：中國為各國做出表率，但另lJ　國是否走中國的道路則取決於它們自己。林彪為世界革命提出的“各自為戰”原則在某種程度卜是為了防止中國軍方捲入蘇聯核保護傘下的越南戰局，因為這會使毛澤東的“繼續革命”運動偏離方向。1965　年2　月，美國開始對越南北部實行連續轟炸。由於得到美國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隊的承諾，所以北京只好坐視這場家門口的戰爭，而承受無力保護友好鄰邦的恥辱。同時，1965　年北京也遭受了其他外交關係上的挫折。6　月中國試圖組織一次沒有蘇聯參加的亞非會議未果。ro　月，印度尼西亞的一場未遂政變導致大量親華印尼共產黨員被殺。這些事件促使中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

黨內問題

在60　年代晚期的社會間題背後存在著深層創傷。首先，在新近投身政治的人民中存在著貧困和期望兩者之間的矛盾。為了摧毀舊制度，中國共產黨發起了一陣狂颯，但現在不得不去制服它。國民黨只建立起一個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國共產黨卻把它的權威滲人了每一支稻穗。在以前的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資短缺不能歸咎於任何人，而現在則反映了政府規劃的失當。中國共產黨為負此重擔建立了龐大的管理結構。但集體單位的管理者漸漸成了“官老爺”，他們不再那麼熱心於體力勞動，而是更接近於一個“上等人”階級。熱衷於為個人和家庭謀取私利的投機分子重新開始出現。他們拉關係尋求特權，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不斷增加私人財富。譬如長征年代的黨政領導並不忌諱送子弟上特殊學校。簡言之，普通農民的解放非但沒有消除人們對特權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許多人對權力的嚮往。新的黨一政一軍權力機構就是一個特權組織。這是一個自上而下受到嚴密控制的集團，對其地位和安全極端敏感。上層守舊派日趨保守失去革命性，下層則因受壓制而感到失望：革命者取代舊政權後反會繼承它的惡習，這幾乎成了一條公理，幹部和廣大群眾之間產生的鴻溝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認為在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等黨內領導人的縱容下，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開始形成。

官僚結構內部還存在著鬥志和動力的問題。黨負責監督所有黨員的思想行為，要求他們忠於黨、服從黨紀。他們從非黨員中獨立出來，深人參與“黨組織生活”：不斷開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報告下屬的情況並想方設法在人事、安全和監察部門的秘密檔案中留下一個好的紀錄，因為不管是否在黨內，一名幹部的個人材料幾乎比他本人更為重要。他永遠不會見到這份檔案，但是他知道里面有關於自己的個人履歷、家庭出身、政治觀點和家庭成員及社會關係的個人陳述。可疑的個人會受到系統的審查，如果遇到一場運動，有問題的個人當然還會成為眾矢之的。古代的科舉制度使人們在思想上禁錮自己，共產黨的制度則讓他們在精神上恐嚇自己。除了在運動中批判各類醜惡思想，黨還不時地找出一批人對之進行系統的批判和當眾遊街，這讓人意識到，如果不是黨的寬大，他們之中也難免有人被遊街示眾。這些公於付十｛‘讓人深刻體會到黨的權威。動員一些自認為可能受到牽連的人嚴厲批判那些飽受遊街示眾之苦的同事，這也是當時常用的一種牛爭方式。〕　其結果，“運動”這臺製造社會變革的機器到了60　年代開始失去它原先的效力〔　）卜部們學會了怎樣不發表實際意見而順利透過各種會議程式。他們學會了不與任何人保持密切私交，以免日後被好友出賣而受到批判。積極分子已經掌握如何駕馭運動，如何在動員期偽裝出進步和熱情，而到了鞏固期則變得恰如其分地謹慎和具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整個黨組織已經學會在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大潮下自保無虞，但是它也正在失去真正動員群眾的能力。

修正主義的問題就在這種形勢下產生了。許多黨員已經對毛澤東不切實際地解決中國問題的冒進方法失去了信心：劉少奇和鄧小平等黨內領導人也反對毛澤東的革命狂熱，認為這隻會阻礙經濟的恢復。他們忙於解決上作中的實際問題，所以當毛澤東於1962　年底發動又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他們表現不夠積極。毛澤東發起的運動沒有得到足夠的響應。

建立於1955　年的蘇式職業軍官隊伍中也滋生了官僚主義傾向。這些軍官向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干預軍事指揮做出了挑戰，他們支援蘇式軍隊的統一指揮原則。隨著軍隊中黨員人數的減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