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商代文字主要儲存在“龍骨”上。所謂“龍骨”，其實是龜甲、牛肩腳骨等扁平骨片。這些甲骨和在龍山文化時期一樣，用於預測吉凶，所以往往又稱為“卜骨”，這種預測方法亦稱為古卜。其具體操作方法，是先在甲骨一側鑽一槽紋並進行加熱，然後觀察由此產生的裂紋，以此來判斷神意的贊同與否。

這些甲骨1　/　10　以上刻有卜間之辭，有些還記載著古卜之事的最終結果二卜問的範圍甚廣，往往涉及獻祭、天氣、收成、戰爭、狩獵、祖先的拓助或降災及下旬（類似星期）的命運。當時的大臣可能都兼任卜師，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古卜活動在當時是何等隆重了）獻祭也極其重要，通常使用動物，但有時也用酒（為一種麥酒），獻祭時以酒灑地而成禮。獻祭物件包括自然界的各大神靈及“帝”或“上帝”，後者可能就是殷商人的初祖

商代的國家與社會

商代經濟以農業為主，此外也飼養牛羊；。但殷商人似乎已經像後來的中國人那樣討厭動物奶和奶製品了。由於青銅物稀價昂，農具一般為木製或石制，：南方的文貝作為一種原始貨幣而得到使用，這一點從今天表示財富、貿易的字多有“貝”旁可以看出二玉石非常寶貴，在以後的年代咀也一直受到中國人的珍視。商王多為兄弟相及（13　例），父子相傳者較少（7　例）、商朝先後有多個國都，鄭州與安陽附近的遺址尤疑是其中的兩個，商王統治的範圍有多大尚不清楚。從黃河東轉處到山東中部的大片地區［都分佈有商代文化遺蹟，但其中不少地區只是商朝臣子的封地甚至是敵國的領土，因此商王治下的地仄可能只是不大的一塊領土。當時商王頻頻出征，與鄰國或入侵的遊牧民族作戰以保巨和打一張領土。

但另一方面商朝又強大得足以派遣出3000　至5000　人的軍隊，而鄭州和安陽的商都遺址亦十分恢弘。其建築風格與今天幾無二致；與古代西方的石建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殿頂有樑柱支撐，夯土（後為磚石）制的牆壁只是用於裝飾而非出於建築的考慮。柱子有石基，其下為夯土建成的平臺。就和今天大多數的華北建築一樣，商朝的官室無不坐北朝南而建。

與之截然不同的是，商代平民百姓的房屋和新石器時代的人一樣為粗陋的穴居。安陽附近巍峨壯觀的商王陵寢也說明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貧富差距，王陵為大型地穴，深達43　英尺，佔地5000平方英尺，中間實以夯土，通常還有為死者陪葬的大量器具和珍寶。另外在墓址中還發現了戰車，這表明商朝也屬於戰車文化，這種文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大興於從希臘到中國的各文明古國。

陪葬商王的還有許多貴族或隨從以及各種人殉，通常一次有幾十甚至幾百號人陪葬一。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商朝屬於奴隸社會。不管怎樣，當時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商王先祖可能只是溝通神人的祭司，但經過大約500　年後逐漸發展為擁有崇高威權的君主。這樣看來，中國建立並接受大一統國家的傳統便可以上溯到極古的時代。

權力模式的起源

中國上古政治集權的模式是如何產生的，各種有趣的理論給予了不同的解答。商朝統治者很有可能是透過壟斷青銅冶煉技術、青銅武器和車馬而攫取權力的，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國的家庭模式很容易產生專制主義、另外，中國人經常需要團結起來抵抗遊牧民族的入侵―　如長城即表明廠這一點―　這可能也促進了大一統專制國家的發展。有些學者指出，為了治理黃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統，需要大量人力的協作，這也是中國產生集權政體的一個原因。為完成上述工作，必須有少數人來指揮、協調大眾。有人認為，只要有大規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會產生像古埃及和兩河流域那樣的獨裁政體，或日“東方型”社會，即專制統治者高高在上，透過官僚階級來統治眾多的農業人口。

大禹（夏朝的建立者）治水的神話與這一理論恰好吻合，而協力治水確實發生在中國產生第一個帝國的前夜。但實際上專制政體是在商後的l000年中建立起來的，那時的農業生產更依賴於雨水而非灌溉。因此所謂“治水”理論仍難以解釋商朝大一統集權政體的產生，儘管它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種權力模式在後世一直延續下去並得到了加強。

五、西周

周朝

周族約在公元前1050　年滅掉了商朝，在此之前他們居住在黃河大轉彎的渭河流域。他們的都城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儘管周人是農業民族，他們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