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觸怒漢武帝而繫獄受了腐刑。

司馬遷不但為後世史書的體例，而且為史書的風格與學術思路創立了典範。他直筆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史記》　一書中引用了大量前代文獻中的原文。《　史記》　成為後世中國史書的典範，西方直到相當晚近的時期才達到這個水平。

司馬遷試圖寫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書，這一點他確實做到了。《　史記》　一書分130　卷，共70　餘萬字。由於文言以簡潔見長，所以《　史記》　的容量差不多是原書的10　倍。頭12　卷為“本紀”，記敘上古至漢武帝歷代帝王，接下來是10　卷記敘12　諸侯、六國及漢代將相名臣的“表”。其次是專論八卷，如《　禮書》　、《　樂書》　、《　曆書》　、《　天官書》　、《　河渠書》　、《　平準書》　等。再次30　卷為周代諸侯世家，最後70　卷為人物列傳。

後世的許多史家都沿襲了司馬遷的體例。班固（公元犯一92　年）與其父妹協力完成的《　漢書》　，共100　篇，體例稍異，主要因為這是一部斷代史，故不設“世家”。另外班固還增加了不少有關文學、地理方面的論文。《　漢書》　成為後代斷代史寫作的典範。中國的官修正史卷性浩繁，在中華民國的總統於1924　年接受了《　新元史》　後，共有25　部之多。

儒家思想的勝利

漢武帝幾乎和秦始皇一樣信奉法家思想，不過據說在其統治時期他實行了“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其實儒家思想取得勝利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兩漢400餘年，它漸漸由孔孟時期的原始儒學衍化為摻雜了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龐雜思想體系。不過，儘管漢代的學術風氣不拘一格，相容幷蓄，學者還是漸漸自動阪依了儒家思想。這可能是因為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種文人士大夫哲學的緣故吧。“儒”的意義正是“習文”或“柔順”。一與其說儒家思想征服了漢代學者，不如講是漢代學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同時，這些皈依了儒家的學者卻逐漸被吸收進了漢初的法家政權。漢高祖本人不學無術，但他發現“治天下”必須依靠文人，他的繼任者甚至還透過考核來遴選合格的知識分子人才為政府服務。到了漢武帝時期，儒家在朝中已有足夠的力量來促使武帝罷斥法家學者了。當時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孫弘（公元前200一121　年）及稍後的董仲舒。兩人都以卜兆、解釋微言大義的《　春秋》　而有名於世。至於董氏創立的天人感應及俄緯之學，離孔孟之道已經很遠了。

公元前136　年漢武帝在朝中設“五經博士”，公元前124　年又指派了50　名官宦子弟向他們求學，從而開創了“太學”。據說到了公元前1　世紀下半葉，在太學學習的人數有3000人之眾。到公元1　世紀，每年有100　人透過官方舉行的考試後到政府各部門工作。這樣，從武帝之時起國家按照儒家教育方式培養了一大批中下級官吏。

儒家的禮儀教條逐漸成為官方的法律，這與原始儒家鼓吹的以禮儀代替法律的初衷頗有不同。儒家思想也漸漸成為當時的官方哲學。公元前51　年皇帝親自主持了幾次大型儒家學術討論。公元79　年又舉行了白虎觀會議以校定《　五經》　真義。公元175　年政府將欽定的《　五經》　勒石立於都門。在稍早的公元58　年朝廷還規定庫序祭祀孔子。

以法家政權而尊崇儒術，這從很多方面來看都是一種奇特的現象，不過這卻有助於解釋為何中國的皇權能比其他國家維持得更久。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信奉法家的開國之君治國時需要文人來輔佐，與之確認，朝廷也為之建立了集責任與榮譽於一身的職位：。　結果，士人成為國家的支柱而不是反對者。更重要的是，這有助於科舉制度的產生。簡言之，當時中國已開始形成一套以業績考核為基礎的近代公務員制度。西方採取這種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國的啟發，但時間卻比中國晚了2000年左右。

很幸運，儒家傳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主要精神力量。儘管漢代儒術是一種奇特的思想大雜燴，孔子的倫理觀念還是逐漸從漢初學者的調和思想中再度脫穎而出這樣，秦朝在法家學說上建立起來的尤情的專制思想，漸漸就被儒家的倫理價值觀所取代了。這種法家帝國與儒術統治之間的平衡再次證明鼓吹二元對在互補的“陰陽”觀是多麼有用。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看似勢不兩立，但前者為後者創造了一個適合發展的穩定的社會環境，而後者亦使法家的帝國穩如磐石。

四、王朝的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