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控制的轄地越來越少，商業城市也一踞不振。某些地區實際上已停止使用銅錢，一度限於農業地區的物物交換貿易方式則在全國普遍得到採用。

道家思想的流行

在這種新的情況下，儒家士大夫的地位不斷下降，其復古的熱情和繁瑣的禮儀講究，面對當時的各種問題也常常是一籌莫展。東漢時儒學的地位一度空前高漲，但王綱解紐之後，有思想的人紛紛拋棄了儒家的道德說教而轉向了自我。由於社會與政權已然腐敗得無以復加，人們對道家鼓吹的天人關係和自我完善或日超脫重新發生了興趣。無疑，長久以來社會上（尤其在下層社會中）就存在著這一道家思潮，但此時它開始公開在社會上流行開來。王充（卒於公元100　年）可能是東漢最具創新精神的思想家，在其充滿反對權威和懷疑精神的《　論衡》　一書中，他曾預言士大夫將厭棄孔學。早慧的王弼（226　一249　年）是當時最有天才的人，他在評註《　老子》　和《　周易》　時對道家思想也表現出不同於前人的研究興趣。

公元3　世紀時的這種道家思潮有一突出特點，即崇尚“清談”。清談家們遠離政事俗務，面對當時社會和政治的種種幻滅，他們的應對之策就是發掘自身的美感，對每一生命衝動均做出充滿個性的表達。“竹林七賢”即為其中翹楚，他們出身士族，性情乖僻，隱居在山陽一帶，傾心於清談、作詩、彈琴、欣賞大自然並且縱酒無度。另外還有更為放縱不羈的所謂“八達”。他們採取不與政府合作的態度，儘管他們中也許正有社會所需要的領袖人才，因而最終也促進了社會的總崩潰。道家思潮的另一體現是時人對煉丹長生之術的興趣不斷高漲。講述神仙丹藥的《　抱朴子》　即成書於4　世紀前期。為求長生，不少人大吃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這也許促成了中國人來者不拒的胃口和他們豐富多彩的烹調藝術。另外，透過發現許多養身的藥品，醫學知識（甚至在更廣的意義上，原始科學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後世中國哲人之所以厭惡科學實驗，原因之一就是它往往引起諸如“方士”、“煉丹”等等不妙的聯想。另一種廣泛流行的道家長生術講求人體內部的衛生，即透過戒酒、斷葷、辟穀、吐納，以清潔上中下三丹田，營衛體內的神，殺死造成老、病、死的“三尸蟲”。這種迷信在3　至6　世紀時風行一時，最後演化為吐納之術和一般性的保健措施，直至今天在中國仍很流行。

民間道教

此時道家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是民間道教的發展。道教的出現很有可能是受了此時東傳的佛教中集體禮拜和寺院僧團組織的影響。後來卷性繁浩的道藏究其初也不過是對佛經的摹仿罷了。

黃巾起義和五斗米教首次向世人表明，道家思想中已然孕育出有組織的民間宗教。信仰療法是上述宗教運動的核心。隨著時間發展，民間道教炮製出一套龐雜的神系，其首為三清，以下為各路神靈和古人。它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論，最終也接受了靈魂不死、天堂地獄、功德因果等觀念。後世道教與佛教之間的區別日益模糊，逐漸成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術的大雜燴。

黃巾起義和五斗米教遭到朝廷的鎮壓後，道教從此不再具有統一的組織，不過各地的“教區”仍然保留了下來，而道家思潮就在這種各自為政的情況下風行一時。各地道長靠做法事或教徒的捐獻（如五斗米教）來維持生活。道觀無疑也是對佛寺的效仿，但道教通常可以結婚，他們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往往低得可憐。道教也有不少宗派，這顯然同樣是受了佛教影響的結果。

歷史上多次有人想統一道教，但收效甚微。北魏的鮮卑族皇帝經人勸說，於444年宣佈道教為國教，後世各代統治者亦不乏仿效者。1019年，自稱是張陵（五斗米教創始人）後代的道教太一教派掌門被封為“天師”，以江西龍虎山為其封所。13　世紀晚期，張氏家族被封為道教領袖，14　世紀又得到授權管理全國的道士。這一所謂“天師”的頭銜及其某些特權一直持續到1927年

二、佛教的傳入

印度佛教

道家思想在王綱瓦解時期重新崛起是很好理解的，但隨後佛教在中國風行於世卻令人感到驚訝了。這種源於印度的宗教與中國人所最尊奉的理念簡直是格格不入，它對中國文化造成的衝擊甚至比19　世紀的西風東漸還要猛烈。佛教的傳入是中國在近現代之前規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吸收。佛教是東亞和南亞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紐帶，但它在印度和中國截然不同的命運卻鮮明地體現了這兩大民族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差異而不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