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的速度卻是不斷加快，相形之下，中國自然就顯得停滯不前了。中國從古典晚期轉變到前現代時期的時間大約是在8　世紀左右，此時唐朝盛極而衰，胡人再次進犯中原，這完全符合朝代迴圈的規律。不過其中亦有一些更為微妙的變化，這些變化後來重塑了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例如，思想界的主流開始棄佛返儒，但由於著重點與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後的哲學通常被西方學界稱為是“新儒學”。中國固有的世俗性傳統（這正是東亞文明與南亞、西方在過去1000年中的分水嶺）已重新佔了上風。此外，隨著摒棄外來宗教和麵對異族入侵時的節節退敗，中國逐漸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時的世界主義思想和文化寬容態度，代之而起的則是日益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思想。

唐朝在8　世紀時實行兩稅法，這與當時國內外貿易的飛速發展一道給唐朝帶來不同於前代的經濟和政治難題，而這些經濟變化也促成了社會的劇烈轉型。直到初唐時期，統治階級一向由強有力的貴族（主要是開國功臣）構成，但漸漸地，政權轉人到了地主階級手中。這些人往往都具有商業背景，一般被稱為“縉紳”。

士族的沒落帶來了官僚制度的全面勝利，換句話說，隨著科舉制度在唐時的完善，貴族社會開始走向消亡。在世襲貴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官僚組織一直到7　世紀都是當時軍事化、貴族化帝國的柱石。到了晚唐以後，無論漢胡政權都不乏“馬上得天下”的例子，但大多數政權依靠的都是透過個人才幹而非憑藉門第步入仕途的官吏。這就意味著，到了唐宋時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終於獲得了承認。這同時也意味著軍事政權開始向文人統治過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國的思想成為主流，武人則愈來愈不受到重視。

另外一大變化是中國重心的轉移。儘管國都出於邊防的考慮往往設在北方，但國家經濟的中心是在長江下游地區，而這些地區的人也日益把持了文化與政權。同時，中國文化的重心也從鄉村轉到城市新興士紳階級不一定靠田產為生，他們往往在都市中生活並經常與都市或城鎮中的官員、商賈交遊往來、至於鄉間的田產則交給他人去管理。

高雅文化自然也受到這些潮流的影響。這時的學術、文學和藝術更趨成熟、精緻，視野大開，作品數量激增。這時的創作和研究大多數仍承襲了前代的傳統，但極富創新精神，當時創作的藝術品和文學作品直到今天都代表了最為典型的中國風格。事實上，在晚唐和宋代定型的藝術、文學型別以及社會、政治制度，一直影響著此後1000年的中國。在這個意義上說，8　世紀到13　世紀這個時代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期。

二、晚唐

制度的退化

自然，上述變化是緩慢發生的，有些在晚唐時還只是剛剛起步。玄宗年間（712　一756　年）是中國從古代轉向前現代的關鍵時期，而且顯然也是唐由盛到衰這一歷史迴圈的轉披點。

玄宗時期唐朝迎來了第二個高峰期，無論在財富、聲譽和文化上都超過了100　年前的“貞觀之治”。不過，皇室和政府的開支也隨之擴大了好幾倍，而收入卻未曾跟上。整個統治機器開始失靈，就象漢朝一樣在賦稅和戍防等重大問題上造成混亂。均田制只是延緩了這一衰敗過程，然而卻無法阻止它的發生。

人口也加快了增長，而皇帝則常常把大量土地和人民賞給臣下（有時一賞就是1500戶），這就使得均田制難以維持下去。賦稅、徭役和兵役落在數量不斷減少的農民頭上，而農民的田產則越來越少。當農民實在難堪重負時，他們或者逃離農莊，或者將土地認在一些豪族權貴名下，這樣他們只需交納佔收成一半的地租，與朝廷的賦稅相比要輕一些。這反過來又更進一步加深了其餘農民的負擔。

隨著均田制的破產，朝廷無法像以前一樣收取賦稅，因而不得不尋找替代的方法來確保收人，例如大幅度提高地租、加收貿易稅、將各家按貧富分為9　等徵稅等等。不過，這幾項措施挽救不了徭役和兵役制度的崩潰。大運河上的謠役人數越來越少；到了723　年，戍衛京師的任務由大約12　萬名僱傭兵所接管，戍邊的民兵也逐漸轉變為職業軍人。儘管謠役與兵役以其他各種形式一直沿襲到近代，但其地位卻遠遠不再如7　世紀時那麼重要了。

儘管這些變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貨幣經濟下制度的發展，但它們也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僱工和僱傭兵增加了政府的開支，而職業軍人大多為地痞流氓或胡人，他們未必會熱忱地保衛國家，而且由於長期服役，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