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常設機構、唐時還在主要商道上設定關卡，並對市集進行嚴格管理以從中徵稅並控制商業貿易。

唐代最高行政機構是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尚書省負責制訂國是，釋出浩令，中書省是百官權力的中心，它對尚書省發來的浩令進行稽核，因此對皇權具有牽制作用，門下省為執行機關。這種三省分權制度確保了宰相等大臣的權力能夠互相制衡並協同工作、尚書省又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官制一改延續到了20世紀才退出中閏歷史的舞臺。

其中的御史制度值得一提、御史們負責監察百官的謀逆或失職行為並直接上奏皇帝進行彈劾。他們也有權（儘管不無風險）彈劾皇帝。御史臺一直是後世帝國統治的重要機構。

長安不僅是大一統唐帝國的中樞，也是它的象徵、長安位處西域商道的東端，也是當時世界頭號大帝國的首都。當時長安市郊人日總數已達l96萬人，長安城的城牆周長有38　公里左右，城市呈棋盤狀佈局，寬闊筆直的大街將全城分為110　個“坊”（　小區），坊間有巷道可通，而日各坊均有專司管理。市中心為500　英尺寬的朱雀大街，從長安城的正南門一直通到皇城（即政府總部）和皇城以北的宮城。朱雀大街將個城分為東西兩個區，每區均有政府開辦的大型集市。

長安的這種佈局，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統治是多麼井井有條。寬闊壯觀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榮富強、中國在7　世紀時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的。漢朝時中國與地中海地區並駕齊驅，而從唐朝開始的l000年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富裕和先進的國家。

六、佛教的漢化

教派的發展

正當中國人同化“蠻夷”從而形成更大的中華帝國時，他們也逐步改造了佛教，不但從中汲取文化營養，同時也中和了它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衝擊。佛教教義和寺院經濟在北魏和唐初皇帝的保護下盛極一時，大概在武則天（女皇本人一度曾是尼姑）執政時（700　年前後）達到頂點，但就在這日漸興盛的三四百年中，佛教逐步被中國文化同化並形成了與原始佛教面目迥異的觀念和制度。

印度人熱愛哲學思辨，結果導致各派思想的林立；中國人則崇尚經典，結果使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如玄奘於645　年從印度引進的法相宗，是在印度本土產生的，但最有影響的幾個教派，卻是中國本土思想的結晶。如智頻（538　一597　年）在浙江天台山所創的天台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這一教派以中國人典型的折中主義、相容幷蓄思想和體系的營造而受到了大眾的歡迎。天台宗發揮了“三諦圓融”的大乘教義，將佛法中互相矛盾的教義整合為精密的“圓教”理論。天台宗在八九世紀時成為最有影響的教派，並使《　妙法蓮華經》　成為東亞流傳最廣的一部佛經。同時興起的另一個教派是真言宗（密宗）。密宗與印度教中的密教思想淵源極深，認為透過手結契印、口誦真言能更好地徵得佛法。至於密宗所強調的轉世投胎和修習儀軌，由於中國人對道家的神秘主義和儒家的禮儀思想均不陌生，所以雙方一拍即合，特別是追薦亡靈的密宗佛事尤其受到歡迎，因為這與祖先崇拜的傳統又接上了樺。密宗的宇宙圖示，即“曼荼羅”（　mandala　；　義為壇場）對於後世中國的佛教藝術有著極大的影響。

認為憑藉信仰可得超度的大乘教義亦成為淨上宗的宗旨要義。此宗認為，人們只需一心念佛即可往生淨土（西天極樂世界）。這種觀點於5　世紀時在中國落地生根，而隋唐以後的民間起義則往往從中獲取啟示。淨土宗對於普通百姓極有號召力，因而在人數上成為東亞佛教的第一大宗派。

最後出現的一個教派是禪宗，其影響也最為深遠。禪宗出現於唐初，但直到9　世紀才成為顯學。禪宗強調打坐、靜慮，這與原始佛教較為相近，但更多地是吸收了道家“虛靜”、“心齋”的一些思想。禪宗認為佛即本自心性。雖然它從印度佛學中吸收了彼岸思想和不可知論的傾向，但最初還是將這種神秘主義思想以典型的中國方式應用於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禪宗反對苦修，而其“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的主張顯然是純粹的道家思想。禪宗強調日傳，即透過提問一些看似無意義的問題破壞日常邏輯來啟發參禪者的“自性”。禪宗崇尚自然與簡單的生活，故實質上不過是經過改頭換面的道家思想，並巨因此很自然地成為詩人、藝術家靈感的主要來源。

儘管禪宗在中國從未形成自己的“教會”，但它對於靜修、自性的強調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