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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移即是隋朝興建大運河的原因。帝國需要一條便利的運輸系統將南方邊疆與首都連線起來，從而充分發揮南方產糧區的優勢。隋煬帝在610年開鑿的大運河，從長江以南的杭州直到黃河，向西連通長安，又往西北通向北京，今天的大運河只保留了從杭州到北京的這一段。

在理論土，均田制以定期向農民分配土地為基礎，但實際操作的結果卻很難說。國家太平，於是人日激增，這樣農業人口與土地資源之間就失去了平衡，結果農民從父親手中繼承到的土地就達不到應有的份額，而且大部分都成了永業田。同時，皇帝佔有的土地越來越多，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少，這種情形與漢朝如出一轍。到了8　世紀上半葉，均田制顯然己是名存實亡。這也是唐玄宗時國力盛極而衰的一個原因；不管怎麼說，這時統治者廢棄了均田制，此後也再未如此大規模地推行過這項制度。

官僚制度與科舉制度

一套穩妥可靠的官僚制度對於中央集權的政府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漢代以降，太學與考核制度逐漸衰亡，到了魏晉時期，統治者力圖透過地方政府舉薦賢才和九品中正制來選拔官吏，但豪門士族的子弟把持了重要的官職，並最終形成了“下品無士族，上品無寒門”的門閥制度。

直到隋唐時期，統治者們才摸索出一套防止富室貴族壟斷權力的官僚制度。隋文帝重新確立了儒家思想作為大一統政權之意識形態基礎的權威地位，進一步完善了漢朝的官吏考核選拔制度，並再次強調州、郡長官必須由朝廷委任而地方望族不得擔任這一職務。

唐承襲並進一步發展。隋朝時的國子監和科舉制度，同時亦在各地開設學堂以供當地學子求學之用，國子監的學生和地方舉薦的人才則由禮部負責進行考核。科舉分好幾級，如“秀才科”考策論、“進士科”考文學及其他明經、明法、書法、明算諸科。不過後三種專業技術型考試只是用來選拔低階官員，而進士科則逐漸成為通向仕途的最佳也是最主要的途徑。考中進士者在授職之前還必須參加吏部的考試，在文章之外還要考察其外表及言談舉止。另外，對於在職官員也進行類似公務員評審制的政績考驗。

這種繁複的科舉制度發展得相當緩慢，直到8　世紀才完全成熟。但即使在這時，富貴子弟仍然比一般人更有希望透過科舉獲得功名。為考試需要經年累月地攻讀經書，這隻有富貴之家才負擔得起。國子監的學生主要也是貴族子弟，地方舉薦的賢才亦大多出身上層。此外，高官大員們往往享有舉薦子弟、門生做官的特權，而這時後者根本無需參加不什麼考試、

不過，唐朝的科舉制度還是培養出一批漢朝從未有過的能吏賢臣：除了馬上得天下的開國功臣以及末期的一些將相大臣，唐朝的中高階官員大部分都是進士出身。

公務員考稽制度是中國文明偉大的成就之一，而這種制度是在唐朝時真正建立起來的。由於科舉成為步入仕途、求取富貴的最主要手段，有志從政者就必須接受同樣的經書、文學教育，從而使全國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大一統的局面。由此人們也許會聯想到近代大英帝國培養統治階層的經典式教育。由於中國教育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儒家思想，統治階級的頭腦中充斥了各種倫理道德、忠孝觀念和對禮儀的重視。在這種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獨厚，往往成為政府最有力的擁護者，這與其他國家中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往往是政府的批評者大為不同。而平民百姓，因為有可能透過科舉而同樣步入上層，所謂“朝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們對現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擁護。科舉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謂大矣。

當然，科舉制度亦有自身的缺點。由此形成的對學問之膜拜，加上百姓對政府的一貫敬一畏，長久以來將中世紀的貴族政權沒落以後的中國社會割裂為兩大階層。而科舉考試偏重文學、歷史和學術問題，使得統治階層產生一種講求考證、沉溺文學或一味好古的傾向，這對培養求實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這種制度雖然使中國保持了上千年的穩定，但是它同樣也阻礙了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

政府的構成

隋廢郡置縣，縣上設州。唐時又在州之上設定了10　道（後增至15　道）。

為鞏固帝國統治，唐朝還在水陸交通路線上設定了驛館，這些驛館10　英里為一站，官員憑符信在此打尖下榻，並可使用驛站的舟船馬匹。此後驛館也一直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