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的動機產生了種種猜測。航海耗資巨大可能是一個原因，尤其在當時明朝正與瓦刺人交戰，營建北京城同樣也急需用錢。鄭和的出海確實是種奢侈的冒險，除了聲勢浩蕩並帶回些奇談異聞外，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商業利益。另外，由於這項活動是由宦官主持的，因而受到士大夫官員們的強烈反對，甚至永樂帝的這次偉績在史書中也只是輕輕一筆帶過而已。由於中國的統治理念和官方政策與海上擴張素來無緣，因此明初的航海活動就顯得格外具有戲劇性的色彩。其擴張能力與實際成果，以今天的世界貿易與海外擴張實踐來看，中間的反差實在是太大了。

建立在廣州、廈門、泉州和寧波的漁船和商船基礎之上的中國海上軍事力量，一直保持著穩步的發展。當時的中國幾乎可以成為稱霸東亞的海上強國了，如明朝艦隊的航海技術與後勤服務水平已足以將大量的軍隊或貨物運往東亞海域的任何一個地區。但1433　年之後，這一發展的萌芽就被扼殺了。永樂帝之後的明朝皇帝無一人是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式的航海愛好者，而明朝也與當時的葡萄牙不同，對航海缺乏持久的興趣不說，也未能抓住發展海上力量的機會。鄭和的航海並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而僅僅只是成為一種空前絕後的冒險壯舉。

明代的反商業思潮

中西航海的這種差異有助於說明中國社會的特徵。鄭和的生活時代和航海壯舉比英國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航海家，如德雷克船長（Sir　Frallcis　Drrake　）　，要早150　年，而當時中國統治面積和商業水平也都超過了整個歐洲。，然而，中國並未發展為一個海上強國，東亞海域乃至中國沿海的一些港口反而先後受到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蘭人以及英美人的控制，而從中崛起的帝國主義擴張勢力最終更是迫使中華帝國割地賠款乃至最後土崩瓦解。鄭和作為一名太監和顯貴，也缺乏後世歐洲商人航海家的冒險動力，甚至在橫穿印度洋之時，他的權力和程序都受到皇帝的遙控。鄭和可說是一名組織者、一位領袖、一位外交官和能幹的朝臣，但他不是一名商人。從他的航海活動中並未產生出像弗吉尼亞公司或東印度公司那樣的組織來開拓殖民地或建立海外殖民政府。當時已有不少中國人移民到東南亞地區，當地的中國人人數也會超過該地的歐洲人，但中國政府對海外商機和建立殖民地竟然毫無興趣。明清兩代的收人主要來自土地賦稅而非商業稅收。對於當時方興未艾、即將席捲全球的商業革命，他們可說是一無所知。若想了解這種反商業思想，須從制度、經濟、意識形態和戰略兒個方面來入手。制度方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上古“中原”地區的地理環境。當時中國的勢力侷限於內陸地區，官僚階級最初是從徵收賦稅者發展而來的，他們扶植農業，並依靠農產品來維持個人及國家的生活。在這種農業官僚社會里，商人的地位低於官吏並且為後者所利用。〕　由於中國一向自給自足，故經濟方面的重點也是放在國內而非國外的商業發展上。）但是，為什麼在經過唐、宋、元時期的商業發展後，明清兩代卻退回到古代的重農傳統思想中去了呢？我們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心主義思想”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尤其是理學思想（如繼承古代輕視商業的傳統）更是束縛了商業的發展。外貿方面的事務由大太監來經管，這就使得士大夫們更為憎惡商業。另外，明代政府致力於防止蒙古人復辟，可能也牽制了商業的發展。

蒙古問題

明太祖推翻元朝政權後，肅清蒙古勢力一直是明初對外關係中的重頭戲。明太祖並不想征服蒙古各族，只是想瓦解蒙古各部後削弱其軍事威脅。甚至在明朝統一中國之前，明軍就越過大漠追擊那裡的蒙古軍隊，並兩次攻古喀拉崑崙。蒙古酋長戰敗後向明軍求和，獲准留在北疆並接受了明政權的封號，獲得一與明朝發展邊貿等一系列好處。透過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中國終於與內蒙古的半遊牧民族結為盟友以共同對付外蒙古的遊牧部落。

在中亞的察哈臺，成吉思汗最後一個偉大的繼承人，征服者帖木兒（歐洲人稱之為Tamerlane　；　1　336es　一1405　年）於1369　年登上了政治舞臺。他以首都撒馬爾汗（Samarkand　）為據點，向四處瘋狂發動戰爭，入侵了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擊敗了南俄羅斯的金帳汗國，甚至一度入侵印度北部地區。帖木兒與中國朝廷有些往來，一度還野心勃勃地想征服中國，曾率兵20　萬東征，於途中病死後（1405年）才罷兵。他的去世標誌著蒙古時代的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