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後立即著手重建帝國與外邦的聯絡。他向周邊的朝鮮、越南、日本、真臘、西藏等地都派去了使節通告中國皇帝的登基。這些國家很快也遣使進貢，另外一百來年以前蒙古曾征伐過的一些國家也從海上商道遣使來朝。

這種“天朝”與“外邦”君主之間的宗主一臣屬關係充分說明了中國人的“文化中心主義思想”，即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國家，而且也是別國的父執、外邦文明的母源。貢使們不單單要叩頭稱臣（“三跪九拜”）　，這種進貢制度亦包含了國家關係的另外一些方面，如互遣使節、不斷往來、歸化或“引渡”、管理中外貿易，尤其是在中國方面，透過威脅、利誘或懷柔外邦及其統治者來達到自衛的效果。簡言之，透過禮儀將外邦“番王”納人中華帝國尊卑有序的體制之中，這種做法不過是將國內的儒家社會秩序擴大後照搬到外界中去罷了。外邦君主們通常在中國朝中獲得一個職銜，中國方面還會賜給他符印在該國公文中使用，而這些公文自然都奉了中國朝廷的正朔。中國的“天子”對外邦的統治則飽著一種父親般的關懷態度，確認該國的新主，有時也會發兵幫助外邦抵禦外敵，還常常在兩國交易中做出讓步，而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向“番邦”提供教誨與訓誡。這並不是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做法，而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的防衛性措施：外國君主如果想與中華帝國保持聯絡，他們就必須接受後者的條件並承認中國天子的普世權威。與中國進行貿易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而進貢則是為之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制度和其他宏偉的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