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同時期的整個歐洲文學相配。如李時珍在前人基礎上費時26　年編撰而成的《　本草綱目》　，其中收錄了近2000種動植物和礦物藥材，列舉出8000多個藥方。這本醫典成書於1578　年，但已經談到接種疫苗以防治天花及今天仍在應用的一些醫藥用品，如水銀（汞）、碘酒、大風子油及麻黃等物。

另外一種工業技術的百科全書《　開工開物》　亦於1637　年成書。該書作者為宋應堪，書中介紹了種稻、制絲、煮鹽、製陶、開礦一、用煤、造紙、鑄造兵器及其他中國前現代時期的生產技術與工具，井且輔以大量的圖解。學術的繁榮反映了當時社會發展的勃勃生機。明朝建國以來，兩百年的和平局面促進了社會物質經濟的繁榮：農業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貿易與工業也有長足的發展。城市生活亦隨之而繁榮起來，隨之而來的還有更多書籍的刊行問世，更為普及的教育和更為精緻也更為民主的都市文化，從這種文化中又湧現出更多的學者和官僚。不過，中國人生活中的一些問題亦日趨嚴重；為了維持統一的社會意識並確定學者的社會角色，這就需要儒家學者們想出相應的對策。

明代哲學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推王陽明（　1472　一1529　年），其思想甚至在日本都有極大的影響。他一生仕途得意，提倡一套“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學說而與程朱學說相對抗。他創立的“心學”反對朱熹“天理”與“人慾”的二元對立學說，認為“心明便是天理”；　“心”與“理”為同一實體。這種思想與禪學頗有相類之處，可以說“心學”是王陽明在禪學的基礎上對儒家思想的一種反叛，因為他將重點放在了冥想與直覺認識之上。這樣，朱熹在《　大學》　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就得加以修改了。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物”的論點，認為“良知”即是“天理”，而“致良知”就需要靜思以“隨感而應，無物不照”二但儒家所云的“修身”並不是像佛家一樣要去除一切人慾，而僅僅是去除人慾中的“私慾”，而後發揮人本身具有的善良天性。王陽明將之發揮為“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論點。這種觀點一直被後世的中國和日本奉為圭桌，直到今天都很有影響。

縉紳階級

有明一代共產生了2　。　5　萬名進士，獲得進士以下功名的人則大約有50　萬名之眾。這些人在中國被稱為“紳士”，大約與英文中的“gentry　”一詞同義，但後者內涵更為寬泛。“gentry　〃　（紳士）一詞既可指一名紳士，也可指整個紳士階層，並且有時帶有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的內涵，因而詞義比較模糊。嚴格說來，中國的紳士多指獲得功名的個體。不過，由於在中國家族優先於個人，的確也存在著所謂的縉紳門庭（如該家族中有些人獲取了功名）。而個人則在獲得功名後方可列身縉紳。不過，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國家裡，土地是學術研究的主要經濟支柱，地主兼紳士的家族比比皆是。獲得功名者與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又重疊在一起的。

儒家政府具有一種特殊的力量，這是因為在地方上縉紳義務履行了許多公眾職能。他們通常居住在城鎮中的深宅大院裡，但與地方政府均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具有很大的勢力。作為地方上的要人，他們須負責許多在今天是由官員來辦的事務，如籌款、監工等等。另外他們還負有維護道德、修繕當地孔廟和演習儒家禮儀的責任或興建學堂、書院、編撰地方誌，荒年時他們還得開倉販災，政局混亂時他們還可以自行組織、訓練兵丁。在這些事務上他們都受到了官方的鼓勵和認可，但並不能擔任實職或收取報酬。這與其他型別社會中的某些階級有某些相似之處，如古羅馬的騎士階級，現代美國的商人階級，他們都是作為非官方的集團而發揮著地方領袖的作用：

與自私的機會主義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紳階級能維護道德或鼓舞民氣。為此目的，儒家的教條在孔廟儀式上一再宣講，天子本人也一再釋出道德訓令。明太祖御製的六條訓誡在1397　年頒佈到了每一個村莊，其中講到百姓應該孝敬父兄祖先、教導子孫、安居樂業云云。這樣，在最高統治者的推動下，中國人偉大的向學傳統就成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為地方精英的縉紳則為鄉居日常生活樹立了楷模。儘管縉紳不等於世襲的門閥，但他們確實形成了一種精英集團，因為獲得功名者及其家屬不到總人1％　的2　％　，但他們卻擁有下級官員都不具備的最高社會權威作用。

四、對外關係

外邦進貢制度

明太祖登